七　文学的愧疚（第3/4页）

我们和这个时代太和平共处了，太和睦相亲了，太相安无事了，太缺少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萧红那种文学与时代对峙、对立的紧张关系了。好在最近几年，许多作家的写作一反往昔，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和描写中国的现实与历史。莫言的《生死疲劳》就直接描写了大陆的“土改”，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都直接描写了他们所经历和记忆中的“文革”。余华的《兄弟》和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刺猬歌》、莫言的《蛙》等，都是最直接地关注当下大陆现实的力作。

并不是说关注现实的写作就是好作品，而是说，最值得期待的优秀作家在某个时候都重新回头关注现实时，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作品”，也许就要产生出来了。或者已经产生出来，只是要假以时日去认识。即便没有产生出来，这至少也可以减少当代作家面对社会现实回避写作的那种内疚感。

三、面对中华历史，我们作了什么样的写作选择和思考

“中国经验”——这四个字最近几年不断被大陆的作家和批评家所提及，并以此来论证中国当代文学的得与失。谁都明白，这里说的中国经验是面对世界而言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面对中文读者，我们不需要谈中国经验。我们用方块字讲的发生在中华土地上的一切故事和用其他语言写的华人的人生命运和一事一物，都是中国的经验。但在写作中面对世界文学强调中国经验时，就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吃饭是用筷子而不用刀叉的，也不是说中国的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人爱吃大米，解放前有脸面的中国男人都穿中山装，女人大多穿旗袍，而是说，当中国小说面对世界文学以及人类的记忆和记忆的扩展、延伸的文学呈现时，我们的记忆——中国记忆是什么。

面对“中国记忆”在文学中的呈现、扩展、延伸时，我们不能不说当代作家有愧于历史。我以自己50岁的年龄而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愧于祖辈在历史中所承受的颠沛的、苦难的记忆。面对“中国记忆”，文学应该坦诚地说自己有了集体的失忆症，如同《百年孤独》中马孔多镇上的居民，大家在一夜之间都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一样。如果说文学应该以艺术的名誉和良知去弄清许多历史内在的情感真相，我们没有把近现代和当代史许多历史情感的真相弄明白；如果说文学不需要弄清历史情感的真相面目，只应该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和文学观去扩展历史的记忆，我们又很少有作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正面地、直接地介入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的记忆之中。以辛亥革命之后这将要百年的历史来说，文学回避了中国大革命时期那段混乱、复杂、最有特色的中国记忆；回避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些真相记忆；甚至不仅是回避，而且是有意逃避、歪曲了大陆半个世纪以来历史中的风风雨雨。对于人在这风风雨雨中的灾难、苦难和尊严与灵魂的丧失，文学集体失忆了。尽管恢复记忆的作品还时有诞生，但在写作中如《日瓦戈医生》那样，把中国记忆的灵魂，历史深层的民族情感、情绪牢牢抓住的作品我们还没有。不得不说，那些值得关注的“中国经验”、“中国记忆”和真正的“民族情感”，在我们的写作中，不是成为避重就轻的文学背景，就是人物故事的点缀温情。我们不应该排除这样“点到为止”、“含蓄曲笔”的写作，但我们也还应该为在“中国记忆”中有意的“集体失忆”而感到羞愧和良知的忐忑。

也正是这样，在近年读到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莫言的《生死疲劳》、《蛙》和苏童的《河岸》，还有贾平凹的《古炉》时，无论它们是不是作家们最好的作品，无论它们是否对“中国记忆”与“中国经验”提供最独有的历史思考和文学个性，我们都会感动和欣慰，感到有一种新的可能的期待。

四、面对文学自身，今天的文学有过怎样的探求和坚守

无论如何，一去不再复返的20世纪大陆文学的八九十年代，是非常值得令人怀旧和想念的。那个时期兴起的“寻根文学”和“新探索”小说，在旗帜纷呈的文学花样中，给今天的文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营养。是它们把文学和中国的传统在几十年的割断中接续了起来，也是它们把20世纪的西方写作经验汹涌澎湃地带进了当时众多青年作家的笔下。二十几年过去之后，面对文学自身在大陆经济爆米花一样炸裂、繁荣，散发着浓烈香甜、可人胃口的气味中应如何定位的问题，我想应该思考的是两件事：

一是在当下写作中，我们在艺术上还有什么探求；二是在思想上我们还有多少坚守。不从这两点去思考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就会彻底被汹涌而来的社会消费、被无止境的人的欲望所彻底湮没和消解。今天大陆的社会状况，最大的成功与失败，就是我们用30年改革开放的时间，彻底地释放了人在几十年的历史中被牢牢禁锢的个人欲望。今天被解放、释放的个人欲望，无限助长着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娱乐和消费。无处不在的娱乐与消费，又反过来无限扩张着人的本能的欲望和贪婪。在这个势不可当的欲望波涛中，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体人还是社会人，都概莫能外地身在其中，被其滔滔不绝、越滚越大的欲望的洪流所裹挟。因此，作家的写作和日常生活被市场、消费、娱乐乃至网络和新闻所缠绕，作家在这种消费和娱乐中丧失了自我。写作彻底沦落为欲望的名利。在今天，文学场真正成为名利场。传统中写作的崇高理想被消解。所谓的文学的美与探索和思考，被消费所取代。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文学不再有立场和操守。

面对权力，文学成为服务的工具。

面对金钱，文学成了百货商场和街头地摊上的廉价商品。

面对名利，文学成了影视的附庸和一个作家人生的花边记录。

正因为这样，坚守，对一个作家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而这里说的坚守，不是简单说“要耐得寂寞”；而是说要守住立场，守住情操，守住文学那点单纯的、美好的理想。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说安徽一个铁路边的村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的职业就是每天、每夜、每一时刻，都守在铁路边偷盗。偷过往火车上的煤炭、水果、蔬菜和可偷的一切。在这个村庄里，做一个贼是正常的，而不偷不抢是不正常的。就是说，在这个村庄的现实背景下，做一个正常人，守住普通人的那点情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困难，“守住”也就成为理想。我们当然不该把文坛比喻为安徽那个人人皆偷的村庄，但我们却可以把一个作家不向权力献媚、不向金钱伸手、不向名利弯腰比作在那个村庄努力不偷不摸的普通人。在这一点上，当代作家中的张承志、史铁生堪称楷模。张承志和史铁生的文学坚守、作家的操守，堪为同代人和晚一代写作者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我——还有许多同行，相比起来，羞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