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避不开的文学与政治

——在美国纽约作家节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到纽约参加作家节，一下飞机就不断有美国朋友向我打听那些在中国发生的最为遗憾而敏感的事件。刚才听了作家节组委会主席的开幕式致辞，我再一次感到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如同中国人对美国钞票的关心。我知道，我今天在这儿已经避不开政治这个话题了。我逃避了这个话题，所有的美国读者都会认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是中国的一个有头有脑的公务员、知道逃避的国家干部，狡猾如兔。但如果我大谈政治，中国的读者和同行朋友乃至我们的政府，也同样会认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是一个写作的政治投机商。在欧洲和美国写作，大约是不能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你就是不承担社会责任。但在东方的中国写作，最好是不要去谈论政治，谈多了人家会说你这个作家是不够纯粹的。

因为我今天是站在纽约这里演讲的中国作家，我想我没有理由回避政治，也不愿意回避这一点。就中国的文学与政治而言，第一，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在中国，几十年来我们推行的文艺政策，就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要从属于政治。政治在社会生活中高于一切，也大于一切。这样的观点你们并不陌生，但你们可能不太理解。可我却是熟悉并且理解的，因为60年来或者近百年来，辛亥革命之后，政治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社会生活，是所有社会生活的核心。而这个社会生活，又深入、普及到工厂、田野和城乡的几乎所有家庭的婚姻和日常生活。就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了三十几年，经济建设、经济生活已经成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但在很多时间和场景中，这个经济建设、经济生活还是建立在政治建设、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就是说，在今天许许多多的时候，政治都在各种生活中扮演着父亲的权威角色。他领导着一切、架构着一切。他才是一座大厦的地基与钢筋和水泥。那么，既然这样，他怎么可以不领导文学呢？像一个充满家庭专制的父亲，他怎么会让他的子女随意恋爱、随意追求、随意超越家规家训地大喊大叫、大说大笑呢？

如此说，你们大概就可以理解在中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了。可是，还必须诚实地说清第二点，在政治的天空下，文学有它的空间和舞台。中国说到底改革开放了三十几年，政治在文学中的地位变化是：从“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变成了“要唱响主旋律”——要让那些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作品——当然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在整个文艺作品中调子高、声音大，站在文艺、文学舞台的最中央，是天然的、合法的、正统的男主角、女一号。至于如何让这类“主旋律”的作品唱得更响、听众更多、覆盖面更大，我们把这个分析、研究留给那些专门研究中国文艺政策的人。而我们在这儿要说的是，从“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到“唱响主旋律”的变化，这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写作变化之空间，那就是文艺也可以不为政治服务，也可以在主旋律之外，有另外的旋律和声音了。在一台大合唱式交响乐中，有主唱也需要配唱和别的声调乐曲；在华丽的钢琴旁边，可以有小提琴、大提琴和铜号、民乐伴奏等。

今天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场景，就是主旋律的钢琴旁边开始有了小提琴、大提琴、铜号，以及中国的民间音乐二胡、唢呐等。有意义的事情就在这里。这些本来是伴奏的音乐手，恰恰是最有才华的音乐家，他们伴奏的角色在舞台上喧宾夺主了，因为唱主旋律的歌手和演奏家，对音乐缺少一种生命的体验和理解，或者他们的出场本来就不是为了音乐和观众，而只是为了出场费或者有一天可以晋升为乐团团长。所以，他们虽然是主角，其舞台光彩却被配角们的才华和投入完全夺走了。中国的文学正是这样，那些受到关注、欢迎、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恰恰是站在文学舞台配角位置上的作家们。他们深知文学不能为政治服务，文学也不能以反对政治为己任——这中间有个平衡点，在这个点上站稳脚跟，不左不右，或者稍稍左一点或稍稍右一点，写出的作品就恰恰既属于文学的，也属于读者和批评家们的。既可以不为政治服务，又可以不反对政治；既可以让读者满意，也可以因为没有讽刺权力、批判政治而让政治家们放心和满意；既可以让中国人说好，也可以让外国人说好。那么，既然左右上下都讨好，国内国外都称道，作家还有何乐而不为？请问，如果一个餐馆的厨师做出的菜明明所有的顾客都喜欢，他为什么还要去做那100个人中只有几个顾客喜欢的稀品炒菜呢？

第三，文学与政治的奇妙，在于文学远离政治照样可以写出好作品。以美国文学而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让美国人民骄傲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对美国作家和作品的熟悉程度，如同美国作家和读者不那么熟悉中国作家和作品一样使人惊讶和感叹。从早期19世纪开始活跃的梭罗、威拉•凯瑟、爱伦•坡、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亨利，再到后来20世纪的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以及约瑟夫•海勒、亨利、米勒和“垮掉的一代”中的克鲁亚克与艾伦•金斯堡，还有今天在世界文坛活跃的保罗•奥斯特和菲利普•罗斯等。他们中间有相当关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作家，也有不那么关注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以海明威为例，他的《丧钟为谁而鸣》，对战争和政治的参与，如同饥饿者对美食的向往。可他的《老人与海》却是远离政治又远离社会现实的，其结果，这两部作品却同样是伟大的，是被人称道的传世佳作。还有在中国有无数读者的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与因为被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喜爱而被中国年轻人大加推崇的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它们都远离政治，又都不乏小说的优秀品质和流传元素。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小说中举不胜举，在世界文学中群星如灿，它们共同证明了一条文学规律，即：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文学不仅可以逃离、远离政治，而且可能因为逃离和远离政治才更具有文学意义，才可能使作家和作品走向流传和经典。

第四，文学可以永远、彻底地逃离、远离政治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而悖论的现象，那就是从政府的权力部门，到今天各方面的作家和读者，都对中国作家鲁迅倍加推崇。鲁迅在中国就是俄罗斯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是美国的什么人，我还说不太清楚，但他毫无疑问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之神灵。然而，我们一边把鲁迅敬为文学之神，一边又并不大力主张作家们都去继承鲁迅对社会现实和政治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批判精神。政府和文坛，都担心如果每个作家都是鲁迅，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变成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失去秩序。可是，如果一个国家众多的作家都不继承这种伟大的对社会现实、政治生活持介入和批判精神的文学传统，那么，文学是不是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100年来，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错综复杂的政治革命史，可整个作家如果都远离政治和革命，那是不是又有了另外的偏颇和问题？更何况，政治生活在中国并不简单是那些政治家的事，而是每个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你可以逃避、远离政治而写作，但不应该一生都逃避和远离。可以有无数作家逃避和远离，但不应该所有的作家都在逃避和远离。应该有那么几位敢于介入，并敢于对中国的政治、权力、社会现实充满批判、嘲讽的作家和几部那样充满艺术张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