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选择、被选择和新选择

——在罗马第三国际大学的演讲

同学们、老师们：

很高兴今天到意大利的罗马第三国际大学来，因为我们中国人几乎人人都会说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由此可见，罗马的名闻遐迩，世人之向往。由此可想，罗马大学的中心地位——当然包括我们“三大”的中心地位。我将把到第三国际大学作为我到罗马的见证和荣誉，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

就今天演讲的内容，我分三个部分来和大家聊谈交流。

我选择一种现实

谈到我的写作，所到之处都会有人关心我为什么会选择作家这个职业。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写作？我也不厌其烦地回答：因为我的少年时期家境贫穷，地域偏僻。我的故乡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中国河南的穷山恶水之地——当然，到了现在，那儿不再是穷山恶水，而是山穷水尽。因为要发展，要富裕，山上没有了树木，成了真正的不毛之地；河流早已干枯，原来我家门口那条清澈的溪水不知消失到了哪里。回到三十几年前我的选择上，简单说，就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实现一个人有一天可以独自吃一盘炒鸡蛋的梦想，才决定开始写作。因为写作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村孩子的命运，可能让他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成为光鲜傲慢的城里人。所以我选择了一种现实——那就是通过写小说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让故事成为自己命运的敲门砖。

现实选择了我

写作的开始，是什么能够发表就写什么，自己是主动的，生活、经验是被动的。你总是在选择最易实现的现实和经验，让现实为你成名成家的功利心服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人生、命运的变化——对于所有的写作者而言，有的人是文学改变了他的命运，有的人是命运改变了他的文学。而我，我的人生之初，是文学改变了我的现实；而后，是现实改变了我的文学。如果一定要在我的写作中找到一条分界线，以一生中的某一部作品为界标，那还是以我1991年年底创作的《夏日落》更为贴切些。因为那场旷日持久的所谓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长达六七年才真正结束，和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差不多。可因为这场战争，我开始对英雄、正义、和平、权力、人性、友情和人生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而这种对中国固有价值观的怀疑，促使我写出了《夏日落》这部小说。这部1991年年底写完，遭遇几家退稿，又忽然在1993年年初发表在很偏僻的山西省的《黄河》杂志上的小说，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去读，我以为那只是一篇普通的小说，是一部很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只在停滞不前的中国军事文学中有些意义，而在相当丰富的今天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其实是可以忽略过去的。可它在上世纪的1993年却相当的有影响。到了1994年年初，被突然禁掉了，理由是它“贬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直接说，是我把几十年来中国的革命英雄主义写成了“人的主义”，把英雄当成了“普通人”。

仅此而已。

又能怎样？

但是，我却为此断断续续写了半年检讨书，从此也就开始了我说的“命运改变我的写作”、“现实选择我的写作”——之后，漫长人生中的疾病和对死亡的恐惧，选择并决定我去写作《日光流年》、《年月日》和《耙耧天歌》那样的作品来。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记忆，又选择、决定我去写出《坚硬如水》来。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现实和一个作家对中国现实的焦虑，选择我去写《受活》和《丁庄梦》。二十几年的军旅生涯的命运、经历决定我要写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为人民服务》只是这部长篇小说诞生前的练笔和初试。可《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夏日落》的被批、被封、被禁和《受活》、《坚硬如水》的被争论，这一连串的事件、遭际的现实，又使我不得不去思考现实中作家的软弱、妥协与逃避求安的内心和实在，因此我又写了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灵魂堕落的无奈的小说《风雅颂》。包括我的去年完成、没有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四书》和出版后少见地一致说好，而不是总是如我的其他小说一样被公说公话、婆说婆理，总是让人说长道短、来去争论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及新近完成的大自然随笔《711号园》，它们的写作，皆源于我在现实中的被选择。

是现实选择了我必须写什么，而不是我去现实和历史中选择我要写什么。

为什么一个作家的写作总是被推向议论和争议的风口？而别的作家却可以总在一致叫好声中或畅销的叫卖声之中？其根由之一，就是我是被现实选择来写作，而有的作家是他在选择现实中写作。在这种选择中，我在现实面前是被动的、被现实认定的，而他在现实面前却是主动的、可以挑选现实的。我在现实面前是尖锐的现实赋予我什么我不得不去写什么，而他是在熟思熟虑后自己选择了什么才去写什么。以大家今天都看到的意大利文的《丁庄梦》而论，我们先不说它的艺术上的优劣长短，先不要管那些国外媒体说的“伟大”、“杰作”等我听了都起鸡皮疙瘩，中国人看了要么会恨得咬紧牙关，要么会冷嘲热讽至笑掉大牙的话。但大家都知道，那场人世之难的艾滋病病人最多和最早被发现的地方是中国的河南省，而我又是河南藉作家；高发区之一的河南省的东部，是我爱人的故乡，也是我在那儿当了十余年兵的地方。而且，有那么两年，我是那里一家部队医院的机关秘书，每天中午从机关下班，都可以看到被地方政府的大卡车拉到部队医院献血、卖血的一片一片的蹲在医院院内或排成长长队伍的因为贫困、因为渴望富裕来卖血的农民们。也正是那两年，艾滋病正潜伏、传染在这些连续卖血的人群中——从这些生活、经历中去说，我不写这样一部小说，在中国作家中还有第二人选吗？由此而言，你们说是现实、命运选择一个作家的写作，还是一个作家选择一个现实中的题材去写作？

当然，在选择和被选择中，大家都会说到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知那样的话。固然，在选择和被选择中，良知和责任是起重要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我并不以为是责任、良知、人格什么的。在我，我没有那么高尚和有觉悟。我以为我被选择、不得不去写那些的另一原因是一个人的个性和本能。说得更有文化一些，就是每个作家都有他的日常性格和写作中的文化性格。日常性格和文化性格组成了一个作家的人格。人格高的人、强的人，可能是因为他的文化性格高强一点儿、阳光一点儿；人格差的人，可能因为他的文化性格低一些，也许阴暗一些儿。而我，却是在生活中相当敏感、固执的人。敏感和固执，可能还是我的文化性格的特点，它也决定了我的写作的选择和被选择。如果不是这个固执，我在被选择上会放弃而不是接受。固执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你不让我这样我偏就要这样，而在写作中和被选择中，会表现为你们都不这样那我就只能这样、必须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