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屐痕(第2/4页)

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

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正是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这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儿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他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期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嘟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提到二十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杨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郝明义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松绑阶段。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湾,他也该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乎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和我推杯换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