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革命与爱情(第2/9页)

按影视剧的老话说——19岁的大伯终于找到了组织。他内心充满激动,因为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多数如他一样的所谓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独裁,哀叹民生多艰,渴望以天下为己任,企图凭借组织的力量来推翻专制,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战,爱国救亡”的口号,顿时迎合了自命有责天下的众多男女青年的心灵。

大伯其实早就明白他的父亲也在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当他正式履新成为党员之后,他曾经回到故乡,满怀欣喜地向其父报告——他也是地下党了。50年之后,他感慨地对我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听罢不仅没有惊喜和鼓励,而是狠狠地将他臭骂一顿。其父对他吼道:这种砍脑袋的事儿,有我一个已经是没法,你还掺和进来找死啊。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大伯沉痛地说——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出于父爱,他应该还有许多切肤之痛,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在那之后,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迅猛发展。

“青救”是由京沪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结合武汉的学生为主筹建的。此前活跃在武汉的左翼学生领袖——大伯和他学联的老战友李锐、魏泽同、孙士祥、陈约珥、密加凡等,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骨干。武昌区团是直属总团的二级组织,在这个分部负责的还有一个省高的学弟叫胡宝寿——此君后来和李锐等皆去了延安,改名为胡克实,是20世纪50年代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活跃,以后成了名人的还有朱久思(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教育家)、严良堃(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等大批人物。

还有一个影响大伯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时刻登场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贵州籍北京学生,参加过“12·9”学运,这时也流亡到了武汉,并成为“青救”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大伯和他,当时仅在一些会议偶尔谋面,彼此是否地下党身份,由于各属于不同系统,互相并不清晰。他在那之后一直到21世纪时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罗某——这个名字建国后几乎一直把持着湖北省的宣传、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级离休之后,还“顾问”了多年。

“第三厅”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词,在战时武汉,以郭沫若为厅长,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负责战时宣传和动员。大伯所在的“青救”,则主要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和合唱团,并成功地组织了全市市民的“抗战献金”运动。若干年之后,这一空前热烈和壮观的爱国运动,仍然为史家所称道;它几乎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见不多的蜜月纪念。

要想说清大伯的个体命运悲剧,我实在无法回避这个悲壮的时代背景。个人在乱世的存在和选择,结识的每一个人或者身经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笔。几十年后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细想来,一切又好像在劫难逃。

1938年,陈诚将军指挥的武汉会战即将打响,整个江城都在山雨欲来的前夜,沉浸在一种悲情狂欢和壮怀激烈之中。每一个乱世儿女都似乎肩负着国家兴亡的使命,热血贲张地从事着战前的各种准备。大伯因为个人特长,负责剧社和合唱团的组织,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那时还是他们的小演员。冼星海经常来教他们演唱抗战歌曲,田汉、阳翰笙等左翼名流,也不时出场来指导演出。

就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夏日向晚时分,大伯和他的团员正在合唱练歌之际,坐落在武昌昙华林的省高教室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一个美丽的女生进来,落落大方地婉语:我是女中的代表,我叫王冰松。在几十年后大伯的苍老回忆中,我隐约看见那一刻,大伯前世今生的悲剧之门,被咚咚咚冻地轻轻敲响了。此后的漫长余生,他似乎都还在那最初的惊艳中发呆,而那扇命运之门,也再未被合上,一个世纪的罡风似乎还一直在那里呼啸着……

王冰松是武昌一个资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学的高中生,一个惊才绝艳而又教养高贵的孩子,同时也是“青救”的成员。她的美丽绝非我大伯的神话,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看见她这种稀世风采,将怎样成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剧。

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年代的邂逅相逢,几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样,开始他们乱世佳人的孽缘。那一年,他们也都才十八九岁啊。初初萌动的春心,放在国破山河之下,仿佛预示着他们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触自然而然,每夜的练习结束,美女需要护送。而大伯那时据她说——长得像她的哥哥——这一最初的主观印象,构成了女孩的安全感。以后则是“青救”组织去工厂农村作宣传,他们成了最佳的搭档。她能歌善舞,他是最好的伴奏。他口才极好,她成了演讲时最鼓舞激情的听众。在那个大时代,多数的革命爱情都基本类似,我毋庸重复那些对他们而言感天动地的细节。他们相爱了,这一点难以置疑;而具体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能想象,在那个还比较封闭的年代,对于两个有教养的青年来说,肯定是要压抑着许多情愫。更何况战云密布,家国碎裂在即,更大的乱离正在等待他们,谁知道今生的聚散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他们只能像多数理想青年一样,暂时埋下火种,徘徊在最后的缘分门前,等待着河山光复之后的大地花开。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在组织中,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