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余一梦

——一个囚徒情诗集的后记

这种激情应该说不来自于这个炎热的夏季,但确确实实连我自己都能感到这些文字具有了这个季节特有的滚烫。原以为对全部世俗生活的兴趣,都会随着一场灾变而冷却;现在看来,我很难真正地摆脱对这个世界如此顽固的依恋,包含那些真实的高贵和善良、纯美的爱以及平凡岁月里的健康人性。

正是这样一些因素使得人们被命运绝弃于广大荒原时,犹不忍割断与生活的联系;在太多的冷酷之后尚自扮演一个多情少年。

这是为一个人所作的歌集。也就是说无论从动机到结果,它都可能仅仅因这一个人而具有存在的价值。但我仍想交待一下它之所以产生的本事及背景,也就是为有可能偶然读到这些文字的人,留下一把破译这个故事的钥匙。

90年代最初的冬天,我还过着一种自命潇洒的半逃亡式生活。一位始终关注我的朋友,来信向我推荐了一个女友。我想这是为了分担我母亲的忧愁,我不能拒绝这种善意。尽管对这个有可能接管我未来命运的人尚一无所知,我还是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建议,表示愿惜缘而认识。现在看来,当时或者潜意识中还有一点对孤独漫游的厌倦,庸常幸福才体现出一线渺茫的诱惑。然而就在寄出这份希望之后的次日,我从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因为“反革命”而收审,以“泄密”而判罪,其间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完全与世隔绝。在那间狭暗的石室里面壁终日时,想到这件事便不免自嘲地笑——幸运之神才刚刚敲门就永远离去了!

时间到1992年,我在一座监狱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还需要四年才能完成这一涅槃而新生的使命。这时才能写信向朋友致歉,很显然,只能为从前的允诺表示遗憾。基于现实的原因,不可能再抱奢望。很快有信来,在种种安慰之后还加了一句——那位小姐依旧关心着你。除开感激之外,我难以想象还存在什么其他意义。

然而,奇迹却在悄然而至,我很快收到了一封来自于一个遥远城市的陌生人的信。至此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其朴实的话语透露了这样一层涵义——我是可以等待的。多么单纯而友好的姑娘,但这件事本身,却似乎在真诚背后有着一种“等待戈多”似的荒诞。也就是说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承担这份牺牲有意义么?而我,有什么理由要让自己的刑期,形成对别人的惩罚?哪怕不出于起码的道德考虑,就这种承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我也不能误人至深。因此回信是热情而婉拒的,尽管内心深处不忍放弃。之后,较长的时间我们互相都写了一些信,可是因为我的特殊情况或者其它什么难以想象的原因,大多没收到。再收到她转来的信及小照时,我发现我们已经难以分离了。于是,我开始了这本诗集。

要想向自由的人们解释囚禁生活的基本模式是困难而肤浅的。如果不因为一种纯粹的激情,我想我很难在这种背景下完成这些文字。也正是由于压抑之中所唤起的渴望才如此强烈、直率而粗糙,甚至完全忽略了诗本身应有的技术。如果它尚能让人卒读,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太接近诗了——虚幻而美丽。总之,这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成型的,没有草稿,没有修饰,也没有副本;像人类本身潜在的欲望一样原始而真实。

从艺术角度而论,我并不认为这体现了我原有的风格,甚至也不符合我一向的实验和主张。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认为诗的抒情时代应该结束了,我很讨厌那些欺骗孩子们的矫情之作。可是今天我却这样做了,唯一支持我的理由,是因我这部诗集这仅仅是为她而写的,这是一个囚徒所能报答一种深情的唯一方式。需要她读懂此中的复杂心理,因此就完全可以忽略与此无关的评价。

直至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这件事的结果。这不是对具体的爱情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总体命运的把握。换句话说,同样浪漫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初的俄罗斯可以发生,但却很难在今天的社会得到再现。我所处的环境,使我见到了太多的人间戏剧,我不可能乐观地设计未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严肃而认真创作的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我想真正永恒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美好。如果说它确实能使明天成为现实,那可以视作定情的礼仪。如果命运改变结局,那它也是今天的碑铭。

也许后代人们假设读到了它,有可能不是为了追索一次奇特的爱情,而是出于一种对历史的兴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还有过这样一件事?它所蕴涵的精神是什么?由于什么而支配着一个人如此嘶哑的独唱?当这样追问时,我已经觉得这不再是一束简单的情歌了。在感情上它属于一个人,在苦难反思时,它应该属于明天的社会!

很多时候,当你置身于生活的一些精巧格局中时,是很难怀疑“宿命”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伟大力量的。今天,迟至今天的她的出现,使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刻意地安排,其意义在于支撑一个人穿越他的厄运。这使我想起人类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历史,真正引导人们跋涉向光明的可能并不是理性,而是某种天赋的激情。

应该说渐至中年的我,曾经因为激情支配下的抉择而蒙受了太多的伤害;就是今天,痛楚犹未消失。可是,无论怎样试图改变自己,都摆脱不了“钟情者正在我辈”这一古老公式。情之为物,成了我们存在的依据。纵观今日社会,当多数人们业已习惯利欲下的权衡时,我已无法区别由她和我进行的这些个人事件的幸与不幸。这种纯情行为在多大程度和时间内能够超脱于现实土壤,高蹈于时代精神之上,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一件美好的事所造成的或苦或甜的命运,都足以让今天的我忘记其终极目的。

在以往的一些岁月里,我和我的一些弟兄们一直醉心于一种“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常常梦想像金斯堡他们那样到某个丛林中去种植大麻或者粮食,以熬制一种真正可以减少人类苦难的良药。这种对自由的绝对向往,很容易带来对家这种结构的偏见,致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有意回避着这一“魔沼”。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已根除了暗怀渴望,事实上,在一个人的黄昏,在饥饿的旅途,依旧可以轻易地为一曲《我想有个家》而悄然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