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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那次我们骑着摩托车，你大发雷霆，我忘了是为什么，你让我下车，并把我扔在那里，扔在半路上？”

“那你呢？你用头盔打我的头，差点酿成车祸。”

“我们结婚吧。”我的语气还是一贯地轻巧而平淡，这是我在谈论任何重要和严重的事情时惯用的语气。我只有在说蠢话的时候才能用严肃的口吻，滔滔不绝几个小时，而那些重要的事情：爱情、死亡、钱，我都用一句话、一个微微的扬眉，或者一阵紧张的哈哈大笑打发掉，也许是出于羞涩，我想，也许是出于生性怠惰和性格的软弱。奥斯卡很了解这一点，而且他也足够聪明，不会认真回答这样一个出于各种原因（爱，酣意或恐惧）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反复提及的建议。

他笑了。

“你疯了。我们住哪儿？你家可容不下我。”

“啊。”我想起了那木质的阁楼和明媚的光线，我跟孩子们生活在那里，就像一个小小的舒适的洞穴挂在树上，闻起来有红醋栗、玫瑰和玛利饼干的气味，而一个男人身上木头、辣椒和苔藓般的味道会扰乱这种气息。“我不能放弃我的小窝，我喜欢它。”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看到了吧？你没有能力为任何人做出任何牺牲。”

“不是这样的。”我无力地辩驳。

“你无法放弃现在过的这种无序而幼稚的生活，无法放弃那种永远标新立异、永远逆反的愿望。”

“不是这样的，是你过于固执而苛刻。我看到昨天当孩子们吃第三块巧克力时你的脸色。”

“那是件彻头彻尾的蠢事。三块巧克力不能当作一顿晚餐。再说，我也找不到什么理由非得天天出去吃晚饭，那是纯粹的浪费。”

我想起了我们之间那些无尽的争吵，关于是不是有必要为尼克再买一双运动鞋，关于我的挥霍无度——而且都是我自己的钱，从来不用他的——关于孩子们在吃完所有的食物之前能不能离开餐桌，一天看电视能不能超过一小时，能不能在父母的床上睡觉，是不是已经拥有太多玩具了。帮我们料理家务的保姆虽然不偷窃，但是太懒惰，他总是要拖几天才给她付工钱，为了让她意识到我们对她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餐厅很迷人，但是在家里可以吃到一样的东西。有一天，巴塞罗那下雪，我们不得不步行到城市的另一端去解救孩子们，因为保姆无法把他们带回家，地铁停运了，又打不到车。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神奇的探险——神话中的女英雄，穿着湿透的靴子，一路与各种困难斗争，去拯救她的孩子们。在一片拥挤而喧哗的混乱中，汽车的车灯好像圣诞节的霓虹，照亮了凝结在我睫毛和嘴唇上的细小冰凌，而他却表现得像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讨厌鬼。奥斯卡生活中理智、现实而固执的条条框框对我来说就像监狱的铁栅栏。而我无休止的任性对他来说就是琐碎、滥施信任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

“好吧，那至少我们可以当情人。”

“不。我要全部，或者不要。”

“我们谈过这个。”

“我们谈过千百次，小布兰卡。你不愿意维持一段关系，”他疲惫地低声说，“或者说不愿意跟我维持关系。”他的语调毫无感情。我们总是刻意用这种语气谈论这样的事，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以同样锋利的刀刃和残忍的表情伤害自己。“而且，无论如何，我得走了，我在巴塞罗那有很多工作。”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因为现在是夏天，而且因为，最近每个周末他都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度过。

“你要去跟那个婊子在一起，是吗？”我不想让自己悲伤。无论如何，悲伤是一种细微平缓却深沉长久的感情，我宁可被激怒。

“她不是婊子。她人很好。”他说。

我嘟囔着从床上跳起来。

“人很好，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美德。”我嚷嚷说，接着便用力关上了门，装作听不见他戏谑的恳求。

整个上午，奥斯卡都在愉快地发短信、收短信。吃过饭，他就走了。

“我永远都在，”告别时他对我说，“你永远不会失去我。”

“真的吗？”我问。

“当然。没有人像我那样爱你。”他的表情凝重而确定。

“老兄，也许有人会呢，不是吗？”

接着，他好像没听到我的话似的，补充说：“无论如何，生活总是峰回路转，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没错。”

但也许我们的生活已经百转千回再无别的可能，轮盘赌的轮子已经最后一次停住，而且再次停在了一个迷失的数字上。我们已经被彻底击垮。我多想能够重建世界，或者至少重建一个世界的雏形，用我所拥有的碎片，重新拼合所有的裂缝，让某件东西恢复如初，再也不需要到外面去冒险。可是，我想我已经缺失了太多的碎片。

他想吻我的双唇，我却把头转向一边。

当我关上门，基连对自己又成为这里唯一一个成年男子而高兴（达米安不算，因为他只是纯粹的访客，跟我没有任何情感纠葛），他喊道：“还好他走了，这家伙太死板了，我真搞不懂你看上他什么了。”

我试图微笑。

“没错，你说得有道理，那天他还不肯让孩子们吃三块巧克力作为晚餐。”

我给了孩子们惊人的一大笔钱去教堂旁边的阿根廷人那里买奶油甜饼。我对自己说，没有什么事情大不了，事实上，生活总是峰回路转。但是我感觉自己好像吞了一块玻璃一样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