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女朋友们（第3/40页）

克利斯朵夫自作聪明，利用别家报馆的记者访问的时候，声明他对于德国政府是爱护的，说在那边至少跟在法兰西共和国一样的自由。——不料那记者所代表的是一份保守党的报纸，便立刻替他编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

“越来越妙了！”克利斯朵夫说。“唉，我的音乐跟政治扯得上什么关系呢？”

“这是我们这儿的习惯，”奥里维回答。“你瞧那些关于贝多芬的论战罢。有的说他是雅各宾党，有的说他是教会派，有的说他是平民派，有的说他是保王党。”

“嘿，贝多芬真会把他们一起踢出去呢！”

“那末你也如法炮制就是了。”

克利斯朵夫心里很想这样做。可是他却不过那些对他亲热的人的情面。奥里维总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家。因为不断有人来访问；而克利斯朵夫尽管答应小心行事，结果还是有一句说一句，把脑子里想到的统统说出来。有些女记者自称为他的朋友，逗他说出他的恋爱经验。也有些来利用他毁谤这一个或那一个。奥里维回家的时候，常常发觉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

“你又胡闹了是不是？”他问。

“是啊，”克利斯朵夫垂头丧气的回答。

“你这个脾气竟没法改吗？”

“我真该教人关起来才好……可是，我向你赌咒，这一次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哼！下次还是这么一套……”

“不，不，我决不再犯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得意扬扬的告诉奥里维：“又来了一个。被我撵走了。”

“别过火，对付他们得非常小心。这畜生凶得很……你一抵抗，他就攻击你……他们要报复真是太容易了！哪怕是一句极平常的话，他们也会找到把柄的。”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把手捧着脑门。

“怎么呢？”

“我关门的时候对他说……”

“说什么？”

“说了一句德皇的话。”

“德皇的？”

“是的，要不是德皇的，就是皇族的……”

“该死！明天一定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

克利斯朵夫急得直打哆嗦。但他明天看到的，是关于他的屋子的描写，——其实那记者连脚也没踏进去，——另外是完全杜撰的一段对话。

消息一路传开去一路改头换面。外国报纸又加上许多误会。法国报上叙述克利斯朵夫穷得没办法的时候替人把有名的曲子改成吉他琴谱，一家英国的日报却说他弹着吉他沿街卖唱。

他看到的并非全是恭维的话。那才差得远呢！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大日报》所捧的，别的报纸就对他攻击了。他们的尊严，决不容许同行发现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天才，所以他们都拿他开玩笑。古耶因为抓在手里的活宝给人抢了去而很气，便写了一篇“以正视听”的文章。他亲昵的提其他的老朋友克利斯朵夫，——初到巴黎的时期，一切行动都是由他领导的。他说，没有问题，克利斯朵夫是个很有天分的音乐家，但是——（他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是朋友），——修养不够，缺少特色，骄傲得不象话；现在人家用如此可笑的方式去奉承，去助长这种骄傲的脾气，实在是害了他，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有头脑、有眼力、有学问、好意而严正的导师，——（这是古耶的自画像）。一般音乐家勉强笑着，表示极瞧不起一个有报纸撑腰的艺术家；他们装做讨厌逢迎吹拍，因为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是酸的。有些是中伤克利斯朵夫；有些是对他假装怜悯。又有些是回过头来恨奥里维——（那都是奥里维的同文）。——他们素来恨他的强硬，恨他不和他们亲近。其实他这种态度是爱好孤独的成分多，厌恶他们的成分少。某几个人还隐隐约约的说他在《大日报》那些文章中间有利可图。又有几个替克利斯朵夫抱不平，责备奥里维不该把一个娇弱的，老是做梦一般的，精力不足以应付人生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推到嘈杂的节场上去，使他迷路。他们说这种办法简直把克利斯朵夫的前途给断送了：他虽没有天才，但若用功的话还能有点儿成就，现在被人家的巧言令色冲昏了头脑，岂不可怜！难道人们不能让他无声无臭的耐性工作吗？

奥里维很想告诉他们：“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谁给他面包呢？”

可是这种话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很可以非常清高的回答说：“这个吗，不过是小节。人是应当受苦的。”

当然，高唱这种禁欲主义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例如有人求某个百万富翁帮助一个穷艺术家的时候，那富翁回答说：“先生，穷有什么关系！莫扎特就是穷死的！”

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特只求生存，克利斯朵夫也决不肯饿死，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趣味恶劣。

克利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倦透了。他心里想这种情形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过了半个月，事情就完了。报纸上不再提到他了。但他已经出了名。人家提到他的名字，并不说：“《大卫》的作者”或“《卡冈都亚》的作者”，而是说：“啊，是的，那个《大日报》上的人物！……”所谓声名，就是这么回事。

奥里维也发觉这一点，因为他看见克利斯朵夫收到大批的信，而他自己也间接收到不少：写脚本的作家，音乐会的掮客，都来招揽生意；初期的敌人摇身一变而为新朋友，特意来信表示亲善；还有妇女们忙着奇请帖来。为了报纸的特辑，人家提出许多问题来征求他的答案，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理想派的艺术问题，女人胸衣问题，舞台上的裸体问题，——还问他德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颓废的阶段，音乐是不是已经完了等等。他们俩看了都笑起来。但尽管心里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这个粗人也居然接受那些宴会的邀请。奥里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你也上那些地方去吗？”

“是的，”克利斯朵夫咕噜着回答。“你以为只有你会去看太太们吗？现在也轮到我了，告诉你！我也要去玩玩了！”

“你去玩玩？可怜的朋友！”

实际是克利斯朵夫在家关得太久了，忽然觉得非出去走走不可。并且他也很乐于呼吸一下新的光荣的气息。在那些晚会里，他照旧厌烦，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混蛋。但他回家故意卖弄狡狯，对奥里维说着相反的话。他到处都去，可是同一个人家决不去两回；他会找出古古怪怪的借口，用着骇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回避他们第二次的邀请，教奥里维看了也认为岂有此理。克利斯朵夫却是哈哈大笑。他到沙龙去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声名，而是为了添加他生命的养料，搜集一些新人的目光，举止，语声，以及种种的形式，声音，色彩；因为一个艺术家每隔多少时候就得把他的调色板充实一次。一个音乐家的营养决不能以音乐为限。一句说话的抑扬顿挫，一个动作的节奏，一个和谐的笑容，都可以比一个同业的交响乐给你更多的音乐感应。不幸沙龙里那些面貌那些心灵的音乐，和音乐家的音乐同样枯索，同样单调。各人有各人固定的姿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的微笑，那种刻意研求的妩媚，和一支巴黎曲调同样是印板式的。而男人比女人更无聊。萎靡的风迫使一般刚强的人物化为泡沫，特出的个性很快的软化了，消灭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艺术家中已死的与将死的人太多了：某个青年音乐家朝气蓬勃，天分极高，结果竟被荣名压倒，只想呼吸那种毒害他的谄媚逢迎的空气，只想享乐，只想睡觉。他二十年后的模样，只要看那个坐在沙龙一角的年老的大师便可知道：有钱，有名，一身兼了所有的学士院的会员，登峰造极，似乎用不着再怕什么敷衍什么，而他却对所有的人低头，怕舆论，怕政府，怕报纸，不敢说出自己的思想，并且也不再思想，不再存在，只象载着自己遗骸的驴子一般在人前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