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第2/4页）

作为丈夫，乔治是一个骗子，他并不爱他的妻子爱米丽亚。乔治之所以同爱米丽亚结婚，一 方面出于对爱米丽亚忠实的感动，觉得自己有必要施舍、怜悯这个可怜无知的女孩；另一方面，他的好朋友都宾强迫他娶爱米丽亚为妻。乔治是一个不忠的丈夫，他行为放荡并打算和蓓基·夏泼私奔。作为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他从没觉得自己担负着什么责任，他像往常一样浪费钱财，从不考虑孩子的将来。

作为一名军官，乔治·奥斯本热衷于战争，可并不是因为保卫国家不被外敌侵略，而是想通过战争来得到更高的军衔和更丰厚的收入。有时他像孩子一样，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做事随心所欲，从不考虑事情的后果和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乔治十分擅长说谎，他的谎话没有半点瑕疵。他欺骗任何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因为他一直认为蓓基·夏泼喜欢他。尽管他并非出身贵族，但他还是瞧不起都宾，只因为都宾的父亲是个零售商。他嗜好赌博，输掉了父亲给他的钱。最糟糕的是他把这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像乔治·奥斯本这样浪费、奢侈、放荡、不忠的男人一文不值，他在战争中死去。

主题思想

《名利场》 主题思想：名利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人们变得迷恋金钱、贪得无厌。《名利场》揭露了工业革命完成后的资本家本质，以及金钱在这个社会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萨克雷没有发现他那个年代社会腐化的根源，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本家依靠劳动人民，但他们自己不劳动，他们就像寄生虫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背景下，诞生了蓓基·夏泼这样出身贫寒但又想在大名利场中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英国当时那个投机取巧的社会背景造就出一大批雄心勃勃、厚颜无耻的蓓基·夏泼。[9]爱米丽亚符合“家庭天使”的所有条件，她是一位体贴的好母亲、忠诚温顺的妻子以及孝顺的好女儿。按理说，这样的女性应该得到幸福，但爱米丽亚一直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

爱米丽亚的丈夫乔治，是一个终日沉湎于声色和游乐之中的纨绔子弟，他在结婚一周后就对妻子感到厌倦，并妄图勾引爱米丽亚的朋友蓓基·夏泼。爱米丽亚为此“不断地受折磨，天天捱着苦楚”。但她囿于中产阶级道德观的限制，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依然盲目地爱着乔治并在他死后守节，拒绝改嫁对她真心实意的都宾。她的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就提倡妇女守节，十分厌恶再嫁的寡妇。但作者却嘲讽爱米丽亚的所谓忠贞，并指出爱米丽亚这样的空有道德而缺乏智慧的传统女性，不过是一个盲目，软弱、愚昧和乏味的“洋娃娃”而已。爱米丽亚是平克顿女校的优秀生，她的画没人要，她想教书没人请，她“在这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上是没法奋斗下去的。”爱米丽亚以优雅礼节、跳舞、唱歌、绘画等才艺体现素质，但是却被人为地降到了无技能或低技能的地位，从而失去作为“人”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和权利，成为供男子欣赏的玩偶般的“家庭天使”，过着平庸乏味的生活。

中产阶级妇女不能也不会外出工作，没有丝毫经济地位。爱米丽亚在父亲破产，丈夫阵亡后，失去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下将儿子送给公公抚养，忍受着母子分离的痛苦，直到她与都宾结婚，才摆脱了贫困。“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始终与她们的经济依赖性紧密相关”。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地位介于玩偶和主妇之间，但囿于自身的软弱、传统的道德和家庭压力，她们不得不屈从就范，否则就会遭到社会唾弃。

如毕脱爵士的第二任妻子露丝遭受丈夫的虐待而不敢反抗。由此，作家揭示了掩盖在中产阶级妇女表面的体面生活之下的种种真相：“经济地位低下，缺乏自信、自尊，空虚萎靡。她们终身被局限在狭小的家庭领域，处于一种法定被奴役的地位，尤其在精神上她们体会到了更多的压抑”。

出身贫寒的蓓基·夏泼，为了能进入上层社会，获得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地位，她不择手段，利用自己的魅力，精心编织成一张张网，轻而易举地使得爱米丽亚的哥哥乔斯、罗登上尉、毕脱爵士、斯丹恩侯爵等一大批男人都为她俘获，成为她利用的对象。

蓓基·夏泼才智过人，精通音乐语文两科。在毕脱爵士处任家庭教师时，她施展才能帮助毕脱治理庄园，成了毕脱的亲信。她能歌善舞，迷倒了以斯丹恩侯爵为代表的一大批上层人物。她又洞悉人性，断定乔治是一个轻薄的纨绔子弟，也看出都宾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并最终促成了都宾和爱米丽亚的婚姻。她的魅力使得毕脱爵士和罗登父子同时爱上了她，使罗登冒着抛弃财产的风险娶了她，并使婚后的罗登放弃了从前喜爱的赌钱，打猎，吃喝和风流勾当。蓓基·夏泼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另类，她意志坚定，从未表现出软弱无能的一面。

“我这小说里的男人虽然没有一个出类拔萃，女人里头总算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副官的老婆天不怕地不怕，不管有什么疑难大事，她都不慌不忙的应付。”

小说开篇，蓓基·夏泼就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她厌恶学校刻板的体制，并公然对抗校长。看到那些平庸的富家女轻易就享有奢侈的生活，她敢于向不平等的社会发出质问。在当时的男权社会，蓓基·夏泼虽有极高的才智，却不能像男子那样获得较好的职业，唯一体面的职业就是充当家庭教师或陪伴女士，但这不能满足她进入上流社会的野心。于是，她只能通过婚姻获得更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蓓基·夏泼主动出击物色丈夫的行为，显然与当时主流价值观所要求的含蓄，端庄的淑女形象相悖。但作者多次为她辩护，既然母亲们想方设法为女儿们物色理想丈夫，身为孤女的蓓基·夏泼只有做“自己的妈妈”。作者对蓓基·夏泼不择手段向上攀爬的行为也给予一定的理解，并指出至少一定数量的钱是有美德的生活的保障。蓓基·夏泼看到乡绅太太们富足悠闲的生活，觉得自己如果“有了五千镑一年的进款，也会做正经女人”。为此，作者为她辩护道：“她（蓓基·夏泼）和一般正经女人为什么不同？谁能说不是因为金钱作祟呢？个人经过的考验是不同的，你只要考虑到这一层，就不敢自以为高人一等了。”

蓓基·夏泼才智出众，积极进取，却囿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禁锢，无法像男人一样谋生并实现自我。她只能将获得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两性关系上，试图在同男性的关联中确定自我价值，否则只能接受一生穷困的命运，作者暗示这于她是一种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