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杀人者自称替天行道的时代（第4/4页）

就在战争开打前，爸爸死了……我们的父亲死于心肌梗死。那天晚上他坐着看电视，就那样死了，好像只是去了什么地方……“听着，女儿，等你长大以后……”爸爸为我设想了不少计划，还有……还有……（哭）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妈妈两个人。妈妈很害怕老鼠，她不能独自睡在家里。为了躲避战争的声音，她用枕头捂着头睡觉。我们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机和爸爸的金烟盒。那个烟盒相当贵重，爸爸一直珍藏着。还有我的黄金十字架也卖掉了。我们决定离开，但离开苏呼米必须贿赂军队和警察，又需要大量的金钱！火车已经不走了，最后几班船也早已离开，货舱和甲板上的难民挤得就像鲱鱼罐头。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一张单程票……去莫斯科。我不想留下妈妈自己离开。她央求了我一个月：“走吧，我的女儿！快离开这里！”而我还想去医院照顾伤者……（沉默）他们不让我带任何东西上飞机，只能带一个证件包，连妈妈的烤饼也不能带：“知道吗，现在是战争时期！”可是，有一个男人在我旁边过海关，虽然他穿着便装，但士兵走向他，称其为“少校同志”，给他装了几个大箱子的红酒和蜜橘。我哭了，哭了一路……一个妇女不断在旁边安慰我，她带着两个男孩一起乘飞机，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邻居的儿子，男孩们都饿得浮肿了……我不想走，根本不想离开……是妈妈把我推开，硬把我推上飞机的。“妈妈，我要去哪里啊？”“你要回家，回俄罗斯。”

到了莫斯科！这就是莫斯科……我在火车站待了两个星期。像我这样的人数以千计，挤在莫斯科各个火车站里：白俄罗斯火车站、萨维洛夫斯基火车站、基辅火车站……都是带着儿童和老人的家庭，来自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巴库……就住在火车站的长凳上、地板上。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煮食物，擦洗地板。在厕所里有插座，出口附近的自动扶梯也有插座。人们把水倒进盆里，插上电热锅，面条和肉一起煮……就是一大锅汤！还有儿童麦片粥！我觉得，莫斯科所有火车站都弥漫着罐头和热汤的味道。还有抓饭味和孩子的尿味——尿布都晾在栏杆和窗户上。“妈妈，我要去哪里？”“你要回家，回俄罗斯。”而今我到家了，家里却没人想要我们，没有人欢迎我们，没有人注意我们，没有人询问我们。整个莫斯科就像一个火车站，巨大的火车站，又像一个大篷车队。钱很快用完了。我还两次差点儿被强奸：第一次是个军人，另一次是个警察。一天夜里，警察把我从地板上拉起来：“你的证件在哪里？”他把我拖进“警务室”。他的眼睛放射出兽性的光芒……我尖叫起来！他显然害怕了，一边逃走一边说：“你真是傻瓜！”我整天在市区游荡，我站在红场……有一天晚上我在食品店里徘徊，很想吃东西，一个女人给我买了一个肉馅饼。我并没有向她乞讨……只是她在吃，我看着她吃……她可怜我。就那么一次，但我终身铭记着那一次。那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也很贫穷。我不能一直蹲在火车站，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去想食物，不去想我的母亲，就这样过了两周。（哭）有时在车站垃圾箱能找到一块面包，啃别人扔的鸡骨头，我就这样度日子，直到姑姑来找我。我们早就失去了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她八十岁了。我只有她的电话号码，每天我都打电话，都无人接听。姑姑其实是住院了，但我当时认定她已经死了。

……奇迹发生了！我渴望的奇迹，它终于出现了……姑姑来找我了。当广播里说：“奥尔加，你姑姑从沃罗涅日来了，正在警务室房间里等你。”所有人都骚动起来，整个车站都在问：是谁？找谁？姓什么？我和另一个女孩一起跑去：她和我同姓，但名字不同。她来自杜尚别。当得知来的不是她的姑姑时，她大哭起来，没有人把她领走……

现在我住在沃罗涅日……什么活儿都干过，只要人家肯要我。我在一家餐馆洗过碗，在建筑工地看过更，为一个阿塞拜疆人卖过水果，慢慢稳定下来。现在我是测量员。当然是临时工，但这份可怜的工作是有趣的。我的医学院毕业证书在莫斯科火车站被人偷走了，还有妈妈的全部照片。我和姑姑一起去教堂，我跪着祈求：“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想死。”我每次都问上帝：我的母亲是否还在人世？谢谢您……我要感谢您没有怕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移开目光，感谢您听我说了这些。请听我说吧。我没有朋友在这里，没有人照顾我。我就这样说啊说啊……讲述那些年轻漂亮的人们怎样死在那片土地上……（脸上出现疯狂的笑容）他们死不瞑目，眼睛睁得大大的……

半年后，我收到她的来信：“我离开家去修道院了。我想活下去。我将为所有人祈祷。”

[1] 阿布哈兹地区，首府苏呼米。1810年并入俄罗斯，1918年并入格鲁吉亚，1992年宣布独立后，阿布哈兹战争爆发，格鲁吉亚人被遣送出境。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的独立地位，格鲁吉亚政府则认为阿布哈兹被俄罗斯占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