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玛丽雅姆

所有这些年过去之后，仿佛又回到了泥屋。

瓦拉雅特女子监狱是一座方方正正的褐色建筑，位于沙里诺区，临近小鸡街道。它位于一座更大的男子监狱中央。一扇上了锁的门将女子监狱和外面的男子监狱隔开。玛丽雅姆数出那儿有五间监房。这些监房里面都没有家具，只有灰泥剥落的肮脏墙壁和开向院子的小小窗户。窗口被封起来了，但监房的门并没有上锁，这些女人可以随意进出院子。那些窗户没有玻璃，也没有窗帘，这意味着在院子里巡逻的塔利班能够看到监房里面的情况。有几个女人抱怨这些卫兵在窗外吸烟，带着淫笑和猥亵的目光朝里面看，还相互拿她们开一些下流的玩笑。由于这个原因，多数女人整天都穿着布卡，只有等到太阳下山、大门锁上、士兵出去站岗之后才把它们脱下。

玛丽雅姆和五个女人、四个孩子共居一室。入夜之后，她所在的监房一片漆黑。在那些有电的夜晚，她们会把娜格赫玛举到天花板。娜格赫玛是个身材矮小、胸前扁平的女孩。天花板上有一根绝缘外衣被剥掉的电线。娜格赫玛会用手把电线接上电灯泡的底座，然后打开开关。

监房里面的厕所很小，水泥地面也已经裂开。地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洞底是一堆粪便。苍蝇嗡嗡地在洞口飞进飞出。

女子监狱中央是一个露天的长方形院子，院子中央是一口水井。水井没有排水口，这意味着院子里通常积满了水，井水有一股腐烂的味道。院子里拉满了相互交叉的晾衣线，上面挂着手洗的袜子和尿片。这里也是女囚会见访客的地方，她们就在这儿用亲友买来的大米煮饭——监狱不提供食物。这个院子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玛丽雅姆已经知道有好几个孩子是在瓦拉雅特里面出生的，从来没有见过高墙之外的世界。玛丽雅姆看着他们相互追逐，看着他们没穿鞋子的脚丫踩进泥土。瓦拉雅特弥漫着屎尿的臭味，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臭烘烘的，但他们对此毫不在乎，也不理会那些塔利班士兵，只顾整天跑来跑去，乐此不疲地玩游戏，直到被塔利班殴打方肯罢休。

没有人来探望玛丽雅姆。这是她向这儿的塔利班办公室提出的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要求：别让人来探望她。

玛丽雅姆监房里的那些女人没有一个是因为犯了暴力罪而服刑的——她们背着诸如“离家出走”之类的常见罪名。因此，玛丽雅姆在她们之中获得了一些威望，成为某种杰出人士。那些女人崇敬地、甚至惧怕地看着她。她们把自己的毛毯给她。她们竞相和她分享自己的食物。

最为热切的是娜格赫玛，她总是拉着玛丽雅姆的手；无论玛丽雅姆走到哪儿，她总是跟着她。娜格赫玛是那种以传播倒霉事为乐的人，不管那倒霉事是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她说她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个比她大三十来岁的裁缝。

“他有一股屎味，牙齿比手指还少。”娜格赫玛这么形容那个裁缝。

她爱上了一个年轻人，那人是当地一个毛拉的儿子。他们试图私奔到加德兹，但还没走出喀布尔就被抓住了。被送回家之后，毛拉的儿子受不了鞭刑，后悔莫及的他反咬娜格赫玛一口，说娜格赫玛用她的女性魅力勾引他。她对他下了蛊，他说。他承诺自己将会重新献身于研读《古兰经》。毛拉的儿子被释放了。娜格赫玛被判了五年徒刑。

娜格赫玛说把她关进监狱正合她的心意。她的父亲发了毒誓，说等到她释放那一天，他将会用一把刀子切开她的喉咙。

听着娜格赫玛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玛丽雅姆想起多年以前的一个早晨。当时沙菲德山上寒星点点，天空中飘过几抹粉红色的云朵，娜娜对她说：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的案子上个星期已经审判了。没有法律顾问，没有公众听证，没有核实证据，也不能上诉。玛丽雅姆放弃了请人作证的权利。整个审判过程不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

中间那个瘦弱的塔利班是主审法官。他瘦得离谱，皮肤枯黄，留着一把卷曲的红色胡子。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他的眼睛，人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白是黄色的。他的脖子细小得似乎连精心系起来的头巾也支撑不住。

“你承认这一点吗，夫人？”他有气无力地又问了一句。

“我承认。”玛丽雅姆说。

那人点点头。或许他没点头。这很难分辨；他的手抖得发出声音，他的头让玛丽雅姆想起法苏拉赫毛拉的战栗。喝茶的时候，他没有伸出手去拿杯子。他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男人做了个手势，那人毕恭毕敬地把茶杯端到他嘴边。然后，这个塔利班闭上眼睛，什么话也没说，优雅地做了个表示感谢的手势。

玛丽雅姆发现他很能打消人们的戒备。他说话的口气带着一丝圆滑和亲切。他的微笑很从容。他从不厌恶地看着玛丽雅姆，也从不咒骂或指责她，总是用带着歉意的柔和语调和她说话。

“你完全明白你所说的话吗？”说话的不是端茶那个人，而是法官右边那个面容瘦削的男人。这人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语速很快，口气武断而傲慢。玛丽雅姆没说普什图语，这让他很生气。他用棍子打了玛丽雅姆一下。他和那些大权在握的好斗年轻人是同类，他们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不顺眼，仿佛审判别人是他们天生的权利。

“我确实明白。”玛丽雅姆说。

“我有点奇怪，”这个年轻的塔利班说，“真主将我们造得不一样，你们女人和我们男人。我们的大脑不一样。你们无法像我们一样思考。西方的医生和他们的科学都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证人是男的，我们只要一个就够了，如果是女的就要两个。”

“我承认我杀了他，兄弟，”玛丽雅姆说，“但是，如果我不杀了他，他会杀死她。当时他掐住她的脖子。”

“这是你说的。但是，女人说的话怎么能做得了准呢。”

“我说的是真话。”

“你有证人吗？除了你的姐妹之外？”

“没有。”玛丽雅姆说。

“那好。”那人抬起手，狞笑起来。

这时那个生病的塔利班说话了。

“我在白沙瓦有个医生，”他说，“一个很好的巴基斯坦小伙子。一个月前我去找他看病，上个星期也去了，我说，跟我说真话，朋友，他对我说了，三个月，毛拉老爷，最多六个月——当然，这些都是真主的旨意。”

他会意地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人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那人端在他嘴边的茶。他颤抖着用手背擦了擦嘴巴。“我并不害怕结束这种生活，我惟一的儿子五年前就走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在心碎之后，我们还得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悲伤。我并不害怕，我相信当那一刻来临时，我会很高兴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