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 人（第4/11页）

重阳节到了。大家都走亲戚。申家与十里外的八里庄有桩亲戚，分到三姥爷门下，该他走动。恰好三姥爷的一头小公牛得了伤寒，八里庄有个中医捎带会看些兽医，于是三姥爷牵着这头小公牛去串亲。胳膊上㧟着一个笆斗，笆斗里装十几个串亲馒头。路上路过一片桑柳趟子，旁边是一片接一片的麻林。正走着，趟子里响起“哗哗”的倒伏声。三姥爷突然想起什么，拔腿就跑，这时背后响起枪声。一枪打在三姥爷的膀头上，血“突突”地往外冒。三姥爷仍是飞跑，又一枪打来，小公牛倒下了，三姥爷窜到一片麻地里，捡了一条性命。那么胆大鲁莽的汉子，被这枪声吓稀了。逃回家，膀头不住地流血，人还索索地抖，不知道捂伤口。

事后传言，枪手是宋家掌柜花了十块大洋雇的。据说枪手回来以后，还遭了宋家掌柜的埋怨：桑柳趟子离路那么近，怎么还瞄不准？于是又收回五块大洋。不过一枪打伤也算不错，宋家掌柜还是安静了一阵子。三姥爷在家养了三个月伤，三个月宋家断案，没有人再提溜粪叉在土庙前转悠。

三个月后，三姥爷的枪伤痊愈，又开始在大街上走动。不过村里人没敢问他的枪伤，都是说：

“三爷出来了？”又纷纷躲在家吃饭。

不过三姥爷伤好以后，安分守己许多，不再提溜着粪叉到土庙前走动，就蹲在家门口晒太阳，一天一天地不动。大家以为三姥爷老实了，大局已定了，又纷纷端出了饭碗，见宋家掌柜又让饭打招呼。谁知一个月后，才知道三姥爷悄悄将他十五岁的儿子(即孬舅)送到一个土匪门下磕头当了干儿。这个土匪叫李小孩，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他这支队伍一般不骚扰民众，但遇到不顺心时候，也六亲不认。他地盘划得很明确，方圆五十里，算他的治下，别的土匪来了他打土匪，日本来了他打日本，中央军来了他打中央军，八路军来了他打八路军。人不来他也不打。他抓人不优待俘虏，一律活埋：挖一个与人身高矮胖瘦相同的深坑，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孬舅在那给李小孩当勤务兵。勤务兵当了有仨月，回来了，身背盒子炮，后面带几个背长枪的人。这天宋家掌柜正在村西土庙里问案，刚吃罢热饼，双手托着头在听双方陈述，忽然看见孬舅和几个人背着枪远远走来，知道事情不妙，顾不上再问案，站起就要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刚绕过土庙，就被孬舅们撵上捉住了。光天化日下，宋家掌柜被剥了衣服，赤条条反绑着，押到了村后土岗上。宋家掌柜虽有几个弟兄，但见了李小孩的队伍，磕头捣蒜还来不及，哪里敢吱声？

就这样，村后土岗上，三姥爷托胳膊在那坐着，宋家掌柜在一边跪着，李小孩的几个人在谈笑抽烟，小路保丁在挖坑。坑挖好，三姥爷说：

“保长，请吧。”

宋家掌柜一开始还充硬汉，对小路保丁说：“坑挖深一点，免得窝着。”现在真见了深坑，屁股蹿了稀，跪着挪到三姥爷面前说：

“老三，饶了我吧，我不该当这个保长！”

三姥爷说：“怎么不该当，当吧，这不当得好好的。”

宋家掌柜说：“我不该当这个保长，放了我吧。”

三姥爷爽快地说：“小孬，给保长松绑！”

孬舅上前给宋家掌柜解了绳子。宋家掌柜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爬起来就走。这时三姥爷从孬舅手中拿过枪，对准宋家掌柜的光身子就放，可惜他没使过枪，一枪打去，没有打中，打得宋家掌柜屁股后冒烟。宋家掌柜一听枪声，飞也似地跑，眼看要钻进一片桑柳趟子里，三姥爷着急地拍大腿：“完了，完了。”

这时旁边“砰”地响了一枪，宋家掌柜应声栽倒。三姥爷扭头，枪手们仍在谈笑抽烟，竟弄不清枪到底是谁放的。三姥爷抹抹一头的汗，跑上去看宋家掌柜的身子。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三姥爷说：

“保长，活不过来了！”

宋家掌柜想了想，是活不过来了，又倒了一口气，撅着屁股死去。

这公开杀人的案子，被宋家掌柜的兄弟告到了乡长周乡绅那里。周乡绅一听光天化日下杀了保长，十分恼火，立马要办三姥爷。但后来一打听，三姥爷他小儿在李小孩队伍里当勤务兵，马上泄了气，偃旗息鼓，不再提此事。村里人吃饭又闭了门。

三天以后，三姥爷推了两石芝麻，来到周乡绅家，说：

“大爷，村里没了保长。”

周乡绅连连摆手：“芝麻推回去，芝麻推回去，你那个申村，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几十年了，还不服教化。算了，算了，这个村不设保长，让它乱吧，看它到底能乱到哪里去！”

自此以后，申村不再设保长，只留一个小路保丁负责收田赋。村里没了头人，村中秩序马上大乱。井不封了，高粱不罚了，猪狗不再染头，一切都乱了。民众们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到处成了孤老、破鞋、盗贼与响马的世界。恰巧又飞来一阵蝗虫，遮天蔽日的，将庄稼吃光，又来吃人。三姥爷也在这一年被蝗虫吃了。

三

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分。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儿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盛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申村的俩客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