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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某日，我问罗永浩，为什么要做手机？

罗永浩反问，如今你每天摸哪件事物最多？我要改变那个事物，我就要改变那个事物。

那次聊天之后，我第一次认真审视周围的现世，现世似乎已经大变。

我在网上买衣服多于在实体商店了。

我叫外卖多于在煎饼摊前等了。

我坚持在住的地方不装电视、不装网络，尽管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坚持。我最引以为傲的倒头就睡黑甜觉儿的能力竟然也受到了手机的冲击，我在公元二〇一七年的夏天再次启动我凶残的意志力，争取形成一个习惯：厕上、枕上、马上，不看手机；再加上，聚会酒肉聊天时，不看手机。这个看似简单的习惯，我估计，一千个人里能做到的不超过一个人。

我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了程维和柳青出生入死和旧势力殊死搏斗而长成了的滴滴，再不用在路边扬手召唤出租车并和出租车司机四目相对了。我还打算试试共享单车。我喜欢共享单车漫天遍野的黄色，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北京漫天遍野的面的。

私营书商很多倒闭了，剩下的有数的几个都在积极排队上市以及涉足影视、网剧和游戏。我问做过多年时尚杂志的徐巍，纸质杂志还有戏吗？徐巍说，怎么可能还有戏，你看路边报刊亭还有几个？

路边报刊亭倒是还剩几个，一大半空间在卖饮料、零食、多肉植物。我买了一块烤白薯，零钱不够，报刊亭主说，可以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