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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我搬离深圳。离开深圳三年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又要常去深圳。我忽然发现，一个地方，只要靠近海洋，建个机场，给个三十年稳定的好政策，就会变成一个异常丰腴的好地方。土地有时候和人类一样健忘，有时候比人类更有生命力。

如果想在中国找一个城市设总部，想把东西卖到世界各地，那个城市一定是深圳，不是上海。上海是外国人把东西卖到中国各地的城市。

我在深圳的最东边参加一个国际基因组大会，组织机构的首席科学家和创始人之一杨焕明老师是我在医学院上学时的遗传学教授，而做具体项目的负责人每个都比我年轻很多。

基因解读的项目负责人说，要把大数据的思维用在医疗上——很多病不知道深层原因只是因为积累的数据不够多，如果有足够多的钱去采集足够多的关联性很强的数据，以十万、百万计的样本量就能揭示很多病因的秘密。统计学的各种工具我们早就有了，就是没有足够多的数据，现在，全基因组测序的成本不到一百美金，将来可能变得更低，把全部冰岛的人口都测一遍也花不了多少钱。基因编辑的项目负责人说，如果知道了病因的秘密，在我们都看得到的将来，通过基因调控很可能根治这些疾病。

我一边替病人开心，一边跳出来想，自然的调节能力在人类面前完全丧失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

晚上吃饭，遇到十多个常在深圳的富二代，俊男靓女，彬彬有礼，有胸有脑，懂酒懂金融，似乎没有一个有海昏侯的潜质。我一边替他们父母开心，一边跳出来想，如果百年内不革命，普通年轻人怎么和他们竞争呢？再加上基因编辑技术，普通年轻人的下一代怎么和他们的下一代竞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