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故事（第4/14页）

他好象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土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电钟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的这两个年青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致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田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炉，或倒进大海里，逐一的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邸，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叠声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邀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阙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是特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逮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带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脸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怎么想你们这些支那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地，跻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钏路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了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渔，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纤细手，问：“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咪咪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或是给他斟酒，或是请他夹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服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卑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星马泰十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蓄的小开，洋房买不起，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她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