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哪里哪里”。江青也是本书中的一个角色。（第4/9页）

当年的鼓楼前大街，义溜胡同附近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酒肆。“义溜”其实是“一绺儿”的谐音，因为那胡同狭窄得两个人迎面相遇，必得侧身谦让才能通过，所以人称“一绺儿”。“一绺儿”在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内，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当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饭馆颇为不少，酒徒食客为抄近路常斜肩而过，故而名声颇著。从鼓楼前大街穿过“一绺儿”胡同，便可直抵那酒肆门前，门上挂著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楼”。进了大门，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当时有首“竹枝词”曰：

地安门外赏荷时，

数里红莲映碧池；

好是天香楼上坐，

酒阑人醉雨丝丝。

这说的是夏天，其实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一绺儿”胡同南侧，挨著后门桥，有座火神庙，现在遗痕犹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灯节，据说庙中都要烧“火判”，即将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烧，不但使其体腹红透，而且还要“鼻头出火耳生风”。这自然要吸引无数的市民去观看，其中一部分在观览之余，便不免要到“天香楼”中痛酌一番。如今年过七十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时，就不知把这话题炒过多少遍“回锅肉”。

然而随著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略有恢复。当然，旧时代里酒馆的繁多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那一“传统”本不值得大力继承，但适当地向市民提供一点“随意便酌”的场所，开设一些管理得当的专卖酒类和酒菜、备有坐席的酒馆，看来也还是必要的。一九八二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面、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面设有四五张方桌、十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香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一类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之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与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大半相熟，于是乎酒馆中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

且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海西宾骑著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品香”。海西宾在“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著玻璃窗朝里面望去。原来同院澹台智珠的爱人李铠早在里面，卢宝桑进去后立即看到了李铠，显然是大声地吆喝著，一溜歪斜地走了过去；李铠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

海西宾正犹豫著：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宾！”

海西宾转过头一看，是薛纪跃的哥哥薛纪徽，骑著辆自行车。迎面而来。

薛纪徽本不打算下车。他那声招唤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海西宾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宾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薛纪徽明显地疲惫不堪，简单地解释说：“加班。”

海西宾便对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乱套了！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说著用下巴指指“一品香”里头，“跃子怀疑是他干的，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

薛纪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望去，只看到了李铠，他心想：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宾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他便说了声：“好，我赶紧去！”说时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

海西宾望著薛纪徽那宽厚敦实的脊背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酽酽的同情。他蓦地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夥子都到什刹海边乘凉，不知怎么地大家夥哄著让他跟薛纪徽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便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纪徽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纪徽说：咱们也甭摔。我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赢。”说罢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笃笃的胸脯。海西宾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象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始终不能把薛纪徽撂倒。周围的小夥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宾只好抱拳称服；“徽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纪微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夥练套拳看看吧！”海西宾便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式”，薛纪徽便带头鼓掌，大夥哄然叫好之后，薛纪徽说：“还是『哪里哪里』有功夫。我其实一点功夫没有。我的本钱不过就是敦实。”海西宾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纪徽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敦实”；而敦实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敦实，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地做人的态度……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纪徽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纪徽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娘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著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作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二十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著，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著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