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九 村 庄（第4/8页）

胡涛消失了一阵，但午饭后又出现了，来带孩子们去溜冰场玩。他又添了一件黑帮的装饰——耳朵后面夹了一根香烟，这让他看起来比先前更加不体面了。他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来，跟一个年轻女人聊天，那女的眼睛很黑很直率，原先染成金色的头发已经褪成了毛毛的橘色。她跟胡涛走在前面，敏和孩子们跟着。没人费心介绍彼此认识。

溜冰场人很多，很暗，只有一个闪动的迪斯科灯球照明。当时是下午三点钟，敏扶着墙往前走，一边还照应着那几个孩子。在溜冰场一头，幽暗的酒吧区，胡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个女孩坐在他身边。“我想我们该走了，”敏对我说。我们把孩子们喊过来，一起出去，沿原路返回。在一个小坡底下，胡涛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他一个人。他做了选择，好像跟那个橘色头发的女孩无关。

他问起敏的工作。她的工厂生产手袋皮包，有五千名雇员，她说。流水线工人每个月工资八百块。

“我也想再出去，”他说。“家里的情况不好。”

“你从前那个厂怎么样？”她问。胡涛曾经短暂在东莞工作过。

“不好。你什么时候回去？”

“年初五，”敏说——随后她做了个提议。“你帮我们买票，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厂还在招工呢。”

然后他们各自走了，敏大获全胜。“他会帮我们买回东莞的火车票，”她说。胡涛会用当地关系去买票，敏可以带他进城，帮他在厂里找份工作。在回家的第二天，她已经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怎么样再出去。

吕姓在烈马回头村已经生活了七代。这里有九十户人家，几乎全姓吕，都住在一片片稻田旁的砖房里，田间小路上点缀着祠堂寺庙，村民在那里烧香祭拜祖先。梯田从山谷一层层叠到灰蓝色的山顶，仿佛是打开了首饰盒，露出许多的抽屉。这个村庄唯一不寻常的，大概就是它洒脱的名字——烈马回头，名字源于附近一座山的形状。很多代人生死在此，从不曾走出离家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句老俗话称颂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一辈子不用东跑西颠是福气。

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年轻夫妇开始违背老一辈的意愿，进城打工。当初敏的叔叔还单身，他搬到武穴去开店，家里人都反对。“我们觉得没结婚的人不应该出去干活，因为他们可能会学坏，”敏的父亲告诉我说。过去十年来，外出务工已经司空见惯。村里的孩子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毕业，就走了；男孩女孩都往外走，尽管有些人家希望儿子能离家里近些。敏的父母都曾在温州一家鞋厂干过一段时间，但都没存下钱就回来了。几个比敏大一辈的出去打工回来，都开始创业了。年轻的一代没有人回来：有的结了婚，留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继续工作，还有几个在附近的城市武穴买了房子。

外出务工已经成了村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敏和姐姐俩去年一年一共寄回家五千元，而父母在家里养猪，种棉花，一年的收入只有两千元。她们的钱用来供弟妹们上学，也让姐妹俩在家庭事务中拥有了发言权。桂敏第一个出去打工，是她说服父母让敏初中毕业继续念书。姐妹俩的教育水平在村里高得很不寻常。“我们把女儿当儿子养，”一天早晨，敏的妈妈坐在卧室的窗户下面，一边缝老式的绒拖鞋，一边对我说。她和丈夫两人都是初中毕业，在他们这一代农村人里，更是少见。

“村里很多人跟我想法不一样，”她又说。“他们都说女孩最后总要嫁出去的，用不着上什么学。但我相信有知识总比没知识好。”

出生的次序是决定命运的一个主要因素。长女桂敏初中毕业就离家去找工作。次女敏等到两年中专快念完才出去，而三儿要毕业以后才会出去跟姐姐们会合。母亲希望最小的两个孩子能上高中，念大学，因为家里有钱了，供得起。“这是我的理想，”敏的妈妈说。“但得靠他们自己，是不是用功学习。”

敏的表兄妹里面，有的才十二岁就出去打工了。她小学六年级班上的二十七个小孩中，有十个根本没上初中，直接去打工。有些父母似乎只是把孩子看作提款机：隔壁的一家，要四个女儿每人每年往家寄一万元。还有一个村民，开了个银行户头，三个女儿都在一家毛衣厂干活，工资会直接打到他的账户里去。

结了婚的打工者也会遭遇两难处境。敏的一个舅舅跟老婆一起在东莞当建筑工人，但两个十几岁的儿子都留在村里上学，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考上大学。但两个孩子无人管教，玩野了。“我儿子十四岁以来，就整天跟小姑娘混在一起，”一天晚上在吕家聚餐时，敏的舅舅抱怨道。“可我怎么管他们？我在东莞，我老婆也是。”他儿子远远站在房间的另外一头，听着。“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父亲继续说，“男孩女孩根本就不搭话的。可现在年轻人的世界不同了。”

村里跟敏差不多大的，只有一个想要去读大学：吕泽娟是敏小学时的朋友。当敏在东莞打工的时候，吕泽娟因为准备高考，学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了。敏回家的第三天就去探望她。吕泽娟坐在电视机前，穿着一件尼龙夹克，前面的口袋上，缝着纽约，第五大道，450号的字样。她现在很少出门，怕听见别人说她闲话。敏好歹劝说她出去散步，路上邻居们斜眼瞅着吕泽娟，试探地叫她的名字，因为已经太久没见到她了。

外出打工已经深入人心，学校教育反而显得风险更大。敏的同学，另一个村的吴剑寒来访，住了几天。他穿着黑色的西裤，白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每天都是这身雄心勃勃的造型，哪怕在帮敏的父亲修厕所房顶的时候也一样。他考上了大学，但他哥哥不肯出学费。“他说现在连大学毕业都很难找到工作。他认为我应该出去打工，”一天早上，吴剑寒一边清扫吕家门外的鸡粪和鞭炮纸屑，一边说。“那是他的看法。我的想法不一样。”吴剑寒在北京打工，但他不肯讲他做的是什么工作。

敏和大姐在村里很受尊重，因为她们升到了办公室工作。没有别人去东莞的，虽然更多人选择去同样遥远的地方：温州的鞋厂，坐大巴要二十二个钟头；哈尔滨的美发厅，坐火车要二十八个钟头。“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敏说。“走得离家越远就越光彩。”

春节前两天，敏把妈妈惹怒了。敏的一个叔叔邀请全家吃顿团圆饭——不巧这时电话响了，带来一个更诱人的提议。一个年轻漂亮的阿姨在武穴开了家发廊，刚回家，邀请敏一起进城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