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十一 爱情与金钱（第3/4页）

如今她看父母的眼光多了几分批判。20世纪90年代晚期，敏的父亲曾在温州一家鞋厂短暂地工作过，但因为生病回了家。她母亲也曾出去过一年，没存下什么钱。敏正在他们失败过的地方取得成功，她第一次看清了这一点。“他们尝过出来打工的滋味。他们应该知道这有多难，”敏对我说。“可他们却觉得我们在外面工作，挣钱好像很容易的。”

敏在这里干了五个月之后，升职担任了厂里的铸件采购员。这是她的一大突破：从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孩回家探亲，被她父母发现她在城里交了个男朋友。“他们把她关在家里，再也不许她出来了，”敏说，“所以我才有机会。”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两百元，还有每月六千到一万元的回扣收入。上任的头半年，她一共存了三万元，寄回家一万一千元。她第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愿在城里开了一个银行户头。他们希望她把钱都寄回家。

“如果公司知道我拿回扣，肯定会立刻解雇我，”敏对我说。

“可是大家都这么干，不是么？”我问她。

“是啊。可是这种事我们从来不说。”

我们坐在她的厂子附近一家商业广场的麦当劳里。敏点了冰咖啡和薯条；她现在经常出去吃饭。我记得两年前，她平生第一次去麦当劳的情形，她低垂着头，凑到巨无霸汉堡跟前，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吃掉了她的汉堡。她四下打量一番，确定近旁没有同事，压低了声音跟我谈起她的工作。供货商一般会将货款的百分之十作为回扣；敏跟他们约在厂外见面收钱，都是给现金。她的开户银行离厂子很远，这样存钱的时候就不会撞见熟人。厂里干采购的人总是会招人嫉恨，因为他们的工作油水太足了。敏在外面碰到同事的时候，总是主动打招呼，帮他们付钱，收买人心。

成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过去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只要走就行了，”她说。“现在我就担心，万一公司不要我了可怎么办。”

一旦挣钱多了，敏跟父母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抱怨她寄回去的钱太少，而开始梦想着怎么花掉她的积蓄。他们想在附近的武穴城里买套价值十二万元的套房。她父亲还想饲养小龙虾，这个计划需要三到五万。去年他种棉花赔了钱，没有本金。敏把两个计划都否决了。“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挣到钱，”她教训父亲道。“你必须一步一步来。”

敏这么快就颠覆了家庭的权力结构，这在我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敏居然能远程遥控家里的事务了。她监控着父亲的购买计划，否决了他的商业计划，就因为寄回家的一万一千元让她获得了这样的权威。

像敏这样的农民工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如果他们在城里取得了成功，立刻就能一跃超过所有的家庭成员。很快，敏就开始积极指导弟妹的生活了。她向弟弟许诺，如果他在学校好好读书，暑假就带他到东莞来学英语。她的经济条件改善了，也改变了妹妹秀的命运。秀没考上高中。当初她的三个姐姐考学失败，都去念了中专，然后外出打工。但现在敏付得起额外的钱，秀就能上高中了——三年之后，她就会参加高考。

“你成绩怎么样？”敏打电话回家的时候，问妹妹。

“我不知道，”秀说。她很害羞。

“你知道我在外面打工，才能供你上学吗？”敏问道。“你得好好学，不能让我失望。”

“我知道，”妹妹回答说。“我会的。”

对姐姐的处境，敏的话也很有分量。桂敏的工作和恋情都不成功，她又回到东莞，在一家锻锤工厂工作。敏认为姐姐年纪太大了，不能太频繁地跳槽。“你得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有所发展，”敏对她说。

2006年夏天，敏回了一趟家。她给家里带了一台长虹彩电、DVD机，还有五千元钱。她给父亲买了一件价值八十元的衬衫。那是他生平最好的一件衬衫，敏在家期间，他一直都穿着。敏的父亲刚刚过了五十岁大寿，去算了个命。人家说他五十岁以后，运气会转好。多亏了二女儿，好运真的来了。

2007年春节，我回到了敏的村庄。她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因为家里有人结婚。敏的一个叔叔，也是隔壁邻居，要跟一个住在几个村子之外的女孩结婚。他在遥远的乌鲁木齐——坐火车四十四小时——干建筑工，而女方则在三小时车程之外的武汉工厂里缝衣服。他们是去年经媒人介绍认识的，然后立刻就订婚了。接下来一年里，他们通过电话谈恋爱。在我看来，顺序刚好反了——你先订婚，然后才开始交往——但尽管如此，这仍是与现代方式达成妥协的结果，一对夫妇结婚前还可以相互了解。

我到的那天晚上，敏带我到隔壁去看那位叔叔。两年前，他家房子里的主卧还是一个空壳子，只有光秃秃的水泥地板。现在这个房间里铺上了瓷砖，塞满了家具：大衣橱，沙发，茶几。双人床上铺着粉红色床垫，上面用花哨的英文字母写着很大的Happiness（幸福）。床上方挂着表亲和未来新娘的影楼照片，新郎穿着象牙白的三件套燕尾服，新娘身着低胸礼服裙。

“她真漂亮！”敏赞美道。

“她明天就不会漂亮了，”她叔叔开玩笑说。

“你说什么哪！”敏说。“新娘子一辈子最美就是结婚这一天。”

尽管按照传统，儿子婚后应该跟妻子一起住在男方父母的家里，但敏的叔叔和新太太只能住几天，然后就得再出去工作。在中国的乡村里，遍布着数不清的像这样的房间，花了相当多的钱装修，配家具，然后注定一年到头大多数日子里都空着。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的年轻男子一起出发去新娘家，扛着传统的藤编篮子去搬嫁妆。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都用肩膀扛重物，但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生涯都是在城市里打工，多半在工厂里干。只有一个年纪大些的男子看起来挑竹扁担还算在行。新郎穿着蓝色条纹西装，漆皮皮鞋，还在一路拼命贬低自己未婚妻的长相。“等你今天见到她，”他对我说，“肯定会吓一跳。”敏和姐姐两个要陪伴新娘到新家里来。她们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乡村婚礼。

在新娘家里，邻居们挤在泥泞的院子里看热闹。主房间堆满了她的嫁妆，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家用电器商场大甩卖：冰箱，空调，热水器，洗衣机，高清电视机，立体声音响，还有卡拉OK机。隔壁房间里，新娘坐在床上，头低垂着，母亲、祖母和姑姑姨妈们在一旁哀恸哭号——用这种传统仪式表示痛惜女儿的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