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启蒙读《审判》

法律为罪行所吸引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这件事在K的生涯中决不是偶然的,法也不是偶然弄错了惩罚对象;在此之前,一定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先也肯定有过某种征兆,只不过发生在黑暗的潜意识的深处,没有被K所意识到而已。然而革命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K起先一直强调自己是无罪的、清白的,随着案情的发展,他变得越来越困惑,只是在结局到来时,他才明白了自己的罪行只在于自己要抓住生命(用二十只手抓住世界)。为明白这一点,他付出的代价也是整个生命。罪是什么?罪是由于自审才出现的。没有那天早上开始的自审,K就不可能犯罪。最初的自审是无意识的,虽然周围的人(理性)不断地向他示范,他仍然处在蒙昧之中。于是他出于要抓住生命的本能尽全力进行反抗,提出种种软弱无力的证据,如他的社会地位,他在公众中的好印象之类,想以此来驳斥对他的指控。他不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法庭,在这个机构的控制下,自身那些表面的规定就如可以随时脱下的衣裳,毫无意义;法是冷酷无情的,决不姑息。K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地放弃象征生命的那些东西(职位、品格之类),一步步走向绝望,走向对一切都无所谓,直至最后全部放弃生命本身。

人要是自觉地活着,就有不可逾越的罪挡在前面,一旦意识到罪,法的惩罚就降临了。所以人决不能(不允许)完全自觉地活,也不能提前意识到罪。K的痛苦还不完全在于犯罪,他的痛苦还在于对法的一无所知与恐惧。他要弄清法的真相,他想为自己的活着找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想避免惩罚,他的努力并未收到效果。因为只有在他进一步犯罪时(每一次努力都是一次新的犯罪,短短时间里他罪行累累),法才出现,而且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他反感的形式出现,以致他在理智上完全不能接受,错过了弄清真相的机会。例如与看守、打手、画家、律师的会面均是如此。这些举止奇特的人都在对他进行启蒙,而他,由于已经形成惰性的、由生命滋养着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不可能及时的觉醒。

K一直到最后才弄清自己的罪行,这是不是个例外?他有没有可能早一点觉醒?假设他当初听从了律师的劝告,结果会不会要好一些呢?可以预料,如果他听从了律师的劝告,伏罪伏法,过程一定会拉得很长,并且不会产生这种突发的结局。如果再为K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个结果又是必然的了。K的“弱点”只在于他过分看重生活,他下意识地不愿早一点觉醒,他顺其自然地沉溺于肉欲之中,不放过一切尽情生活的机会(如与毕斯特纳小姐、女看护等人的关系),这个“弱点”不断地加重着他的罪行,也是他对律师和画家的劝告怒不可遏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一意孤行,不愿主动放弃,才导致了灾祸的过早降临。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之下,K要彻底意识到自身的罪行都是不可能的;像K这样热情荡漾,见缝插针地追求肉欲满足的人,又怎么能彻底放弃生活的权利呢?就是他的这种性格才使得法以更可怕、更冷酷、更干脆的面貌出现的。

一次拙劣的表演

在法的面前,人的挣扎总是显得万分可笑。K的错误在于他用来与法对抗的那些东西是不堪一击的世俗材料,而法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K,他一心要证实自己的清白,为达到证实的目的,他决心向毕斯特纳小姐表演当时的情景,以使毕相信,逮捕他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没有道理。他的表演效果怎么样呢?不但没有使毕小姐信服,反而把自己弄得没有把握了,这效果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实际上在他表演时,观众不止毕小姐一个,我们明明感到还有另外一位观众躲在暗处,正是这位观众使得K隐隐地感到他的存在而变得没有把握的吧。到了后来,当K的表演突然草率结束时,他还沉溺在儿童式的异想天开里,又弄巧成拙,对毕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假如他意识得到的话,在那位看不见的观众面前,他是何等地拙劣啊,事后他一定会后悔不迭,拼命唾弃自己吧。在表演时,他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表演后犯起罪来还是显得很自然似的,对自己的行为居然感到愉快,大约犯罪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吧。

K的行为也与众不同,非要亲自表演当时的情景来说服毕小姐,就像个不谙世事的儿童,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说服的。毕小姐对他的表演不感兴趣,也不想接受他那荒唐的建议;她是高高在上的,对K关心的那些琐事不屑一顾,在K面前,她拥有精神上的某种优越感。尽管如此,她身上仍然透出那种世俗的诱惑,那诱惑使得K昏了头,像一头猪一样扑进她的怀里,彻底冒犯了她。

K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观众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一位体面的绅士,在银行里高居要职,事业上春风得意,却在一个早上成了囚犯,是多么地没有道理!多么地像一场可怕的幽默!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幽默和嘲弄不正是反过来针对不自量力的K的吗?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么?绅士、事业、银行的职位等等,对于那位看不见的观众来说到底算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就连毕小姐不也是似听非听的,丝毫不受他的影响吗?他对于自身表面规定的那种过分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对他有重大意义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义吧。

问题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伏罪是违反他的本性的,放弃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于是在有了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后,K后来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图证实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无意识的,从他的行为里却可以体会到某种顽固的内在的抵抗与坚持,这种东西一直贯彻到最后,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

K一直有种与毕小姐相反的优越感,并用这种优越感来对抗对他的审判和限制。他的优越感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教养、身分、职位,他要用表演所证实的东西的依据吗?而教养、身分、职位,不过是个体生命的形式,这些脆弱的支撑,当然不足以与无比强大的法庭抗衡。当K感觉到优越时,是谁在对他进行幽默?

K为什么只能自欺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