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深夜才看到那封信。

下午我去学校接了蕾切尔，正开车回家，车载收音机里大声播放着《酒吧女郎》；我用手重重地拍着方向盘，想着回家还有足够的时间切好洋葱和芹菜，做一份砂锅菜，让蕾切尔吃了再去上钢琴课；突然，12岁的女儿问起了性事。

“妈，你口交过吗？”

“说什么呀，宝贝儿？”

“你口交过吗？”

我差点儿猛踩刹车！绞尽脑汁想要找到点儿恰当的词儿来回答，不管什么词儿都成！可就在那时，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只见她系着安全带坐在前排，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天真无邪。她是在试探我吗？朋友们一直提醒我说，如今六年级的孩子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了。

我关小了收音机的音量。“谁让你问的？”

“哎呀，求你了，妈妈。你到底有过吗？”

我扫了她一眼。不知怎么的，她的眼睛好像不再那么天真无邪了，甚至还闪出一丝得意的窃笑。

“20年以后再问吧。”

“妈妈耶……”

她一下子就绷起脸，气呼呼的——这是那种只有十一二岁女孩才会有的表情。我在她那个年纪也问过同样的事，而我刚才的反应也正像母亲当年对我一样；所以，我想她和我当时差不多。我换了个话题。

“学校里怎么样？”

她深深地窝在前排座位里，扭动了一下身子，伸出手臂，开大了音量。然后依次猛戳六个按钮，最后停在开始的怀旧音乐电台。

“两个男生打架，吃午饭的时候。”

先问性事，再说暴力——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怎么回事儿？”

“你知道塞米·桑顿，对吧？”

“当然知道。”没人不知道塞米·桑顿。几年以前，他的哥哥丹尼尔在芝加哥北面一个犹太人社区横冲直闯，射杀了六个正统派犹太教信徒；以后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又射杀了两人才开枪自杀。后来才发现他原来与伊州中部的一个新纳粹组织有联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周五晚上的情景：我和蕾切尔挤在电视屏幕前，看着惨剧一幕幕揭开。当时，年仅九岁的蕾切尔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可偏偏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当时还颇为塞米难过——无论他多么努力追求新的生活，都永远摆脱不了杀人犯丹·桑顿弟弟的身份，永远都逃不出这个阴影。

“乔尔·梅里克是他的朋友。”

“乔尔就不知道了。”

“他住在萨默菲尔德，有个妹妹读四年级。”

我耸了耸肩。

“哦，是这样的。皮特·尼克尔斯开始骂塞米是‘纳粹’，乔尔就打抱不平，要皮特闭嘴；皮特也骂乔尔是‘纳粹’；乔尔就一拳把皮特打翻在地。”

车子拐进了我家那条街。“有没人受伤？”

“皮特鼻子流血了，可他没去医务室。”

“学校怎么处理的？”

蕾切尔没回答。

“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几句吗？”

她摇了摇头。

“恐怕应该有人站出来吧。”

“千万别掺和！”她语气十分惊慌。“妈，要是你去说了什么，我就死定了。”

车停在了我家的车道上。

“好吧。不过，我要你知道，皮特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人都无权那样辱骂别人。”

她看着前面。

“仇恨毕竟是仇恨，不管自谁而起。”

蕾切尔抓起背包下了车。

“皮特是头蠢驴，大家都知道。谁也不相信塞米是纳粹。”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或许我刚才过分担心了。看来，虽然我对蕾切尔的养育一塌糊涂，但她的自信心与适应能力依然很强。我从车里拖出一袋买回的东西，搬进了屋。

“哎呀，妈，你到底口交过没有嘛？”

见鬼！总是在我自以为处理得当的时候给我一击。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突然听见一声窃笑。

我转过身去。“什么东西那么好笑？”

“只玩儿，妈”。

“什么？”

“只是逗你玩儿的！”她拉开冰箱，抓起一罐汽水就一溜烟冲了出去。

晚上等到她睡了以后，我和两个朋友通了电话，一起讨论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苏珊认为我处理得恰到好处。吉娜却觉得很难说，最好是求助于单亲家长热线。吉娜是一位社工，她总是主张向陌生人敞开心扉。

到我终于忙完，倒了一杯葡萄酒坐下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这时我才想起还没取回今天的邮件。

我们住在芝加哥以北20英里的一个小区里。其实我们以前住在城里，并且打算一直住在市区的；但是有一天，我带着蕾切尔从我们居住的湖景公寓小区步行去公园，走过街区尽头人行道旁边的一个大型垃圾桶时，好奇而敏锐的三岁女儿突然指着前面惊叫道：

“妈咪快看，那儿有只胳膊！”

果然，一只手臂一动不动地吊在那儿。

六个月以后，我们就搬到了郊区。

有时我也想搬回城里；这个学区的中小学尽管偶尔也会出点儿事故，但就各方面条件而言，在本州还算是名列前茅的；我们所在的社区虽然没什么独特的优势，但晚上外出也相当安全，哪怕是去公园也没什么可怕的。

问题在于我讨厌打开信箱——因为信箱里只有账单，从无他物。但明天是周五，今晚拿了信，后面几天就不必去，周一再去就行。于是，我匆匆穿上外套，冲向信箱——尽管已到四月下旬，春天之于芝加哥依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

电力公司与燃气公司寄来的账单之间，夹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这个大信封是芝加哥庆典活动办公室寄来的。该办公室是我的一个客户，我曾为他们制作过电视纪录片。我一拆开大信封，就掉出来一个小一些的浅黄色信封，上面贴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

艾利：这是寄给你的，很可能又是你的一个粉丝写的。市长说把它退回去。看来你抢了他的风头。丹娜。

我禁不住笑了。芝加哥市政府搞千禧年庆典活动，负责该活动的办公室招标拍一部题为《欢庆芝加哥》的纪录片，后来我中了标，当时自己都吃惊不小。结果，《欢庆芝加哥》成了我的最佳作品——该片采用资料影片、照片和访谈等方式，诗意地再现了芝加哥及其周边城市的历史沿革。片子首映于城市的庆典仪式，至今也还在电视节目中播放。称赞该片的信件开始时如溪水一般源源不断，现在已经变成了细流；尽管如此，优雅大度的丹娜是庆典活动办公室主任，她收到这类信件后依旧一律转给了我。

我把黄信封翻了个面，看到信封边缘印着花卉图案。我的名字“艾利·福尔曼”，是用钢笔蘸着墨水写的，由《欢庆芝加哥》节目组转交。寄件人地址是芝加哥的伦特街，位于罗杰斯公园。我用小刀开启了信封，抽出信纸；信纸上挤满了难以辨认的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