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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叹了口气。“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宝拉。没有必要强调。但是我不能打保票。你知道现在的情况，现在削减经费的政策已经波及一线警官。”

“我知道。对不起，长官。”她看着导航仪，皱了皱眉，然后左转，进入一个小型工业区，屋顶坡度平缓的组装仓库排列在弯曲的道路两旁。她们转过最后一个弯，宝拉知道她开对地方了。一群警察和各式车辆围着最后一间仓库，蓝光没闪，以免引起注意。但是仓库外肯定已经竖起犯罪现场专用的绑着飘扬彩带的标杆。宝拉停下车，关掉引擎，挺直肩膀。“接下来该我们上了。”

在这种时候，卡罗尔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她做这个工作时间越长，就越是难以忍受总是事发后才到达。她希望托尼与她在一起，不仅仅因为他解读犯罪现场的方式不同于她。托尼理解她渴望防止这样粉碎人们生活的事件发生，不想让这些事件给人们带来抹不去的伤口。正义是卡罗尔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她这些天觉得自己很少见到正义。

她很高兴里基没有多说什么。有些话不需要说出来，而太多警察试图用喋喋不休掩饰恐惧。但这样做反而让恐惧更加明显。

这个女人一丝不挂。卡罗尔看到皮肤表面有几个割伤，怀疑凶手可能用刀割破了她的衣服。她要求犯罪现场调查小组摄影师重点拍下这些刀口，他们如果发现衣服，可以进行比较。

这个女人的身体被牢固的六英寸钉子固定在十字架上，钉子穿过她的手腕和脚踝。卡罗尔不敢去想当时的各种声音：锤子敲打钉子的声音，骨头的嘎吱声，回荡在金属墙壁间的痛哭声。然后十字架靠墙翻倒，她烫染的金发拂过水泥地，前额上面乌黑的发根露了出来。

但她不是因为被钉十字架才死的。卡罗尔想，也许可以把野蛮地割喉当做是一种怜悯，但她希望这样的怜悯永远不存在。喉咙上的伤口很深，大动脉被割断。血液喷射出惊人的距离，除了一小块地方，地上到处可见喷出的血迹。“他站在那儿，”卡罗尔自言自语，“他身上肯定溅了血。”

“该死的，他一定很强壮，”宝拉说，“移动钉了尸体的木头十字架是个难事，我想我做不了。”

最靠近尸体的那个穿白衣的身影转向她们。他戴着口罩说话，声音有点低沉，但卡罗尔能听清。她听出这个带加拿大口音的人是内务部的病理学家格里沙·沙塔洛夫。“这个木架子只有两米宽六米长，而她什么都没穿。我得说死者是典型的瘾君子，只是没迹象表明她注射药品。我打赌你可以把她放下来，并且毫不费劲地挪动，麦金太尔警探。”

“她死多久了，格里沙？”卡罗尔问。

“你的问题我从来都无法回答，”格里沙说，调侃的语气中略带疲惫，“大约二十四小时。”

“这个房子已经空了大概四个月，”里基说，“保安不知道后门被强行打开了。”他语带轻蔑。

“那我们是怎么发现她的？”卡罗尔问。

“老一套。遛狗的人意外发现的。狗直奔后门。它一定是闻到了血的气味。”里基皱皱鼻子。“没什么可疑。据狗的主人说，狗冲进门口，门开了，狗消失在里面，不出来。于是他走进去，拿着手电筒。看到了，给我们打电话。”里基苦笑。“他还算聪明，抓住狗，没让它完全破坏犯罪现场。”

“沙塔洛夫医生推断她是昨晚被杀的。为什么狗昨天没发现？”

里基回头望望，看到他的督察在记录要点。他一直很沉默，站着不动，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狗的主人说他们昨晚没走那条路。我们肯定会查证这一点。”

“永远都不要相信发现尸体的人。”里基说。

好像我们不知道似的。卡罗尔盯着尸体，专注地查看所有细节，思索事件的经过，推测这个年轻女子是怎么被引到这儿的。“身份确认了吗？”她问。

“目前还没有，”斯宾塞说，“机场附近有些街头妓女，大多数是东欧人。她可能在那儿工作。”

“或者凶手是从城里把她带来的。从坦普尔场。”宝拉说。

“前两个是本地人。”里基说。

“好吧，我们希望格里沙把她恢复成人样，确定身份，”卡罗尔说，“长官，你刚才说‘前两个’。你确定这是系列案件吗？”

里基转向尸体。“指给她看看，医生。”

格里沙指着女人手腕内侧看起来像是文身的东西。上面沾着血，但卡罗尔仍能辨认出字母。“我的”。可憎、病态和无耻的留言。在卡罗尔的脑子里面，一个魔鬼小声说：“好好查这个案子。你如果去西麦西亚，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么吸引人的犯罪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