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马克

信号灯刚一变色，后面的车就开始鸣笛，切断了我脑海中一个蒙面人在发号施令的画面。我故意慢悠悠地放下手刹，让车缓缓发动。我身后那个穿西装的小伙不到二十五岁，坐在敞篷的保时捷里生气地向我比画着，而我故意磨磨蹭蹭，好像自己是动作迟缓的老人。从前的开普敦以缓慢的生活节奏闻名，可现在这里到处都是紧张急躁的人群，他们希望自己是在洛杉矶。

那家伙一路跟着我开到贝婷拉扎街的信号灯，我能感受到他在后视镜中的怒视。若是在不久之前，我一定会回敬他。但今天，我几乎不敢回头去看他。如今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一丝打击都足以让我崩溃。

我实在太累了。讽刺的是，现在海登睡得比过去几周都安稳。她夜里只醒一次，或者一觉睡到天亮。可是我不能或者说我不允许自己睡觉。从理智上讲，我明白就算整夜不睡也不会让我们更安全；这么做无论对我、海登还是斯蒂芬来说都不好，我已经精疲力竭，就连为她们付出些许关心和帮助都成了奢侈的事。我变得烦躁易怒，明知不该这样，却还是无法入睡：要是那群人又回来怎么办？如果我醒着，他们就无法伤害斯蒂芬了。

我试着想想别的，于是打开了车里的苹果播放器。随机播放到《我是一只有趣的老熊》这首歌时，我的思绪猛然回到七年前、佐伊一年级的颁奖典礼上：在学校的礼堂里，我周围挤着孩子们的母亲和一群目光呆滞的父亲，估计这些父亲从来都懒得在这样无关紧要的场合出现。孩子们正唱着这首关于小熊维尼的歌，我突然觉得他们好像很快乐。我的女儿总算没有像我一样度过无聊、阴暗、没人关心的童年，这让我感到无比兴奋。看着他们欢快地唱完整首歌，我哭了起来。这是她参加的最后一个颁奖典礼。

重新揭开这个陈旧的、给人安慰的伤疤所带来的痛感和现在的打击相比简直就是一种解脱。我又看向后视镜，想象着佐伊被固定在安全座椅里的样子。当然，她不可能再坐在那里了。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已经十四岁了，一定是坐在乘客座位上的。上帝啊！

直到几个月前，我才说服自己把她的安全座椅从车里取下来。椅面上破了两个洞，上面还有她从小到大吃东西留下的斑斑点点。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难过？”我想象着她在问我。

“我没有难过，我的宝贝。我只是……累了。”

“是因为我们家新来的女孩吗？你们的另一个女儿？”

我后面的那个家伙又冲我按喇叭，打断了我的想象。除了他之外，我后面还停着一排车。这次，我抬起手，做了个道歉的手势，然后发动车子。我又看了一眼后视镜，后座上依然空空如也。我打开收音机，让晨间广播盖过歌曲的声音。

我刚把车子挤进狭小的地下停车场，就看到了墨尔本城市学院的电梯。“我们学院将进行重组，在领域内做出相关性更强并且多产的研究，马克，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这门课不再需要另请专家了。梅芙之所以能幸运地留下来，仅仅是因为她比你更有资历。”——当年被开普敦大学裁员的时候，有其他两个地方准备聘用我。而我选择了墨尔本城市学院是因为他们开设学时较长的、大学讲授式的课程。那时我很看重这一点，但是现在我觉得当时真应该选择另一份网络授课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在舒适的书房里完成以涨分为目的的备考辅导，不回复邮件的时候还可以打个盹。

我在接待处和林迪打了声招呼，穿过走廊直奔六楼，路过传媒部、网络部、通信部，钻进我窄小的办公室。这所“大学”其实就是一栋不知名写字楼里的几间办公室和会议室而已。进驻大楼不到三年，办公室的门已经变形、下沉，地毯的边缘开始卷曲，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侧着身用肩膀顶开门才能进屋。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支着三个架子，上面散落着一堆文件和废纸。我始终不肯把书放到上面，一旦那样做就意味着我将在这里安定下来，因此，我家的箱子里那些用了二十五年的维多利亚时期（更不用说伊丽莎白时期和近代早期的）深奥的文学专业书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我去茶水间给水壶接满水。我真的很想喝咖啡，但是只有廉价的速溶咖啡，而我还没心情给自己买一个法式咖啡壶放在办公室里。正当我弯腰去关那缓缓流水的水龙头时，我发觉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有人正站在我身后。茶水间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每次只进一个人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可现在，我感到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马克，你还好吗？”

我有些尴尬地转过身，看到林迪正堵在门口。

“我很好，谢谢，你呢？还好吗？”我答道，希望她就此打住。

可是，她并没有——“不，我想问你是不是真的没事。那件事对你和你美满的家庭来说简直太可怕了。”她从来没见过海登和斯蒂芬，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带她们来过这儿。

“多谢！我们都很好。”我不想再和她谈下去。我这样美满的家庭似乎摊上了可怕的事。试想一下，如果她知道了关于我的第一个家庭的事，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虽然她是好心，但当她这样八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既窘迫又烦躁，不过我非常不希望对这里的任何一位新朋友失礼。

“真希望你们没事。”她说。

“嗯，谢谢啦。”我又答道，然后刻意转向了水池，壶早已灌满，溢出来的水忧伤地流入排水口。

林迪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随后就离开了。

我端着水杯，沿着走廊向C12教室走去，这才意识到我的背驼得有多么严重。于是直起腰板、挺起胸膛，准备硬着头皮去对付极难搞定的初级文学课。我大步迈进教室，忧伤又不自然地说了句：“早上好！”接着我听到同样无精打采的问候。直到我用投影仪展示出本节课的主题词，教室里的说话声才小了一些。我开始讲课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投来不同程度的厌恶和反感的目光，仿佛我是他们的眼中钉。今天讲的是战争诗歌，其实讲什么都无所谓。我年轻的时候曾对这类题材很感兴趣——我的老师要比我厉害得多，我自认为是这样——而我却没办法感染这群盯着我的学生，他们像一群没有得到应有服务的顾客一样怒气冲冲。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声音低沉模糊，于是越讲越紧张。

好在终于熬到了十点，我回到办公室查看邮件。跳过那些部门通知，直接点开斯蒂芬发来的那封。这么久过去了，每次她的名字出现在收件箱里时，我依旧如此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