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斯蒂芬

我在车里，像私家侦探一样蹲坐在驾驶座上，仪表盘上正晾着一杯难喝的麦当劳咖啡。从这里我能清楚地看到房子的样子，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自从海登和我逃到蒙塔古那晚，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回来了。我不敢回来，因为深信在犯罪现场附近会让那些已被镇静剂所制约的不断积累的负面情绪卷土重来，那些镇静剂一直是由我爸妈很乐于开处方的医生提供给我的。我再也不用躲着马克去服用它们了。可现在，当我盯着那崭新的大门——爸爸过来打扫时选的很不协调的现代风格的硬木门——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悲伤、悔恨、遗憾，或者一触即发的旧情绪、愤怒。

我没有把眼神从大门处移开，喝了一小口咖啡，不去理会握在颤抖的手指中的杯子也在抖动——药物的副作用。卡里姆的表哥和他的妻子到现在已经住了一周了。足够长吗？我和他们并不熟（也不想认识），他们只是决定搬到开普敦，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我把钥匙寄给了卡里姆，让他去处理细节上的事情。毕竟，他们是他的家人。我爸爸提出要帮忙去取我们的个人物品，我为了节省搬家的费用，把房子带着一部分家具出租，虽然客厅里大部分家具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省下来的费用。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除去房地产公司赚取的服务费，很快就全部用来还贷了。

卡里姆的亲戚欣然抓住了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呢？他们省了很多钱。这里和周边地区的其他房源相比至少便宜了两千兰特。扎伊纳布，我的租房代理人，听到我定下的租价时简直吓呆了。我几乎无法告诉她我需要一位特殊的租户，卡里姆的家人刚好满足要求。

我再次确认了时间。还有三小时我才会去托儿所接海登。从这里开回蒙塔古要两个半小时，于是我准备冒一次险。我打开车门，把冷掉的咖啡泼在了人行道上。我漫不经心地摆弄着点火钥匙。

我不该在这儿。

门打开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又矮又胖，身上的狮牌T恤衫翻到了短裤外面——和卡里姆完全不一样。他哆嗦着把香烟塞进嘴里，直直地盯着前方，抽着烟。我就在他视线的正前方，但他的眼神避开了我。

关于这儿发生的一切，卡里姆告诉了他多少？毕竟这件事让全国的报纸、新闻网站、IOL.com房地产公司的网页都把标题为《开普敦的新鬼屋》的新闻当作头条。《邮卫报》上刊登了关于卡拉的一小篇讣告。她会感激的。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还是参加了她的葬礼，一时心血来潮开车过去。葬礼在她被谋杀的两周后，在一座专属于教会学校（她的一个兄弟是那里的董事会成员）、像洞穴一样的小教堂里举行，虽然我曾听她抱怨过很多次主教的校友关系网。由于迟到了，我便在最后一排找了个长凳坐下。教堂里只坐了四分之一的人，空着的座位为整个仪式增添了一份华丽感。她的同事和南非的文学界成员一个接着一个地试图用他们浮夸的悼词和朗诵来互相赶超。我没有去听这些，而是盯着那些吊唁者的后脑勺，希望没有人会认出我，想象着如果他们认出来会说些什么。

现在别去看，是那位妻子。你知道的，他的妻子。

你觉得她会知道他一直都疯疯癫癫的吗？

他动手的时候她又不在，所以谁知道呢？

他现在在哪儿？

你没听说吗？在法尔肯堡。被锁在医院一侧的拘留病房里。在做电击治疗，有些效果。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话都说不清的废人了。

是啊，这我知道。

话说回来，他的妻子很幸运当时没在场。很可能是她。

哦，是啊。他们还有个小女儿，是不是？是什么能让人去做那样的事？

呃，我听说他说不是他干的。说是一个团伙闯了进来。

难道DNA证据指向的不是他吗？

你在开玩笑吧。DNA证据？在这个国家，你觉得他们会费这个事吗？实验室里的积案就是笑话。

你知道，真是个悲剧。他曾经还有过一个女儿。她死了。

也是他杀的吗？

不是的。他们说那是一场意外。

真可怜。太可怕了。

他到底把卡拉怎么了？

肢解了。他把她肢解了。

仪式最后，坐在我前几排长凳上的一位中年白人妇女突然迅速转过头，热切地瞪着我。她保守地穿着一身黑色，但手腕上戴着一条山羊皮做的手镯：那个巫师。我直接瞪了回去，眼睛都没眨一下，然后做了个“去死吧”的口型。颤抖着，我起身离开了。我还以为她会跟着我出来——很希望她这样做。我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迁怒于她。也许是因为，像我一样，她也没能拯救马克。

在马克的事上了头条之后，很多老朋友都试图联系我，但大多数我都没有理会，而是选择与外界隔绝，让自己和海登躲在蒙塔古。我无法看出来谁在骂我们，或者只是想听到种种细节，他们都在竭力找机会说着老套的南非话：“你当时不在场实在是太幸运了”。接着，卡里姆在一个月前给我发信息，问我怎么样了。我回复了。可能我隐隐知道他会帮到我。我们每天都聊天，随后他提到，他有个表哥正准备从约翰内斯堡搬到开普敦，需要落脚的地方。我想起来他告诉过我那个家庭也曾遭受过残暴的入室抢劫，于是我提出把房子租给他们。我当然也这么做了。

米雷耶的声音萦绕着：我以为它已经和上一批人一起离开了。他们遭受过痛苦，但还远远不够。

现在它跟着你们。

我伸手去拿咖啡，喝了一小口，惊恐地发现像闹鬼了一样什么都没喝到，才记起我已经把它倒在了人行道上。卡里姆的表哥猛烈地吸着烟，眯着双眼，就像电影里的歹徒一样。他把烟蒂扔到奥黛特那些早就枯萎的骨瘦如柴的紫藤枯枝里，然后又点了一支。他看起来像是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一个倔强的人。比马克倔强，或者这只是我的假想？他似乎再次对我视而不见。对他来说，我只是一个又矮又胖的白人女孩，开着一辆二手的迷你库珀——我在书的预付款兑现后还清了它的贷款。五千美元，不足以让我和海登衣食无忧，但兰特的汇率暴跌帮了我大忙，让我可以挺到找到全职工作之前。

它能让我们在回家前保证温饱。

卡拉的大部分尸块都堆在储藏室里。

我没有看到未经处理的犯罪现场，但我的想象力可以帮我填补空白。事件发生后，到蒙塔古向我询问的警官非常善良。她建议我先不要回家，“直到彻底清理后”。马克被逮捕时没要求见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我父母请的廉价律师坚定地相信，由于马克的举动和当时的精神状态，我没有出钱为他请辩护律师的义务。我竭力地去保住房子，拒绝接受银行将其出售的要求。它是海登的。不是银行的。不是奥黛特的。不是佐伊的。它是海登的。那是她父亲留给她的唯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