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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个星期，我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休闲套装，站在帕丁顿车站的检票口外等候，看着一班班老旧的火车吐出一批批人到中年的乘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意识到乔治的默默无闻。无论我望向什么地方，似乎都能看到许多个不同的他：身材矮胖、戴着眼镜的男士，有了一把年纪，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乔治那种在不情愿做什么事时会稍稍迟到片刻的感觉。接着，突然间我们已经握过了手，他挨着我坐在总部派来的罗孚车的后座上。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粗壮些，头发确实也白了，不过人显得活力充沛，心情也很好。自从他妻子和海顿弄出那段要命的风流事之后，我没见到过他这样。

“好啊，好啊，内德。当校长感觉怎么样啊？”

“那你退休感觉怎么样？”我笑着反问道，“我很快就跟你一样啦！”

哦，他可是特别喜欢退休的感觉，乔治向我保证。简直是受用不尽，他自嘲地说，还劝我一点都不用担心。到这个地方去辅导辅导，内德，到那个地方去送几份零星文件，散散步。他甚至还养了条狗。

“我听说，他们把你拽回来参加了一个挺了不起的委员会，”我说，“据说是和苏联大熊合力对付巴格达的窃贼。”

乔治向来不爱传流言蜚语，不过我看到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他们这么说的？不用问，你的消息来源肯定是托比。”面带笑容的他心满意足地瞧着车窗外沉闷无聊的城郊风景，故意和我打岔，讲起了他们村里两个势不两立的老太太的故事，说一个老太太开了家古董店，另一个特别有钱。但随着罗孚车一路驶过原来还是乡村的赫特福德郡4，我发觉自己想的并不是乔治村里的老太太，而是乔治本人。我在想，这是个重获新生的乔治·史迈利，他会讲老太太的故事，跟苏联间谍一起参加委员会，以刚出院的病人的那种热情观察着公开的世界。

当天晚上，还是这一位绅士，穿着件紧绷绷的旧晚礼服和我一起坐在沙拉特的贵宾席前，亲切地打量着四周锃亮的金属烛台、天知道拍摄于何年何月的旧集体照，还有年轻听众们那一张张期盼的脸庞，他们在等着聆听大师的话语。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乔治·史迈利先生，”我站起身来，庄重地介绍，“情报部的传奇人物。谢谢您光临。”

“哦，我可不觉得自己是个传奇人物，”乔治费劲地站起身表示反对，“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胖老头，给卡在布丁和波特酒中间啦。”

接着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史迈利在社交聚会上演讲。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他生来就不擅长的事之一，比如把他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或是用真名来称呼某位情报员。因此，他对我们演讲时的尊严气度就先让我吃了一惊，都还没来得及去领会他说的内容。听了他说的头几句话，我看到学生们——他们可不是一直都这么配合——冲着他抬起脸，神情放松下来，又露出喜色；他们给予他的首先是关注，接着是信任，最后则是支持。想到自己这么晚才反应过来，我不禁暗暗觉得好笑：是啊，没错，当然了，这是乔治的另一面。这是始终隐藏在他自己心中的表演者，那个神秘的穿着花衣的吹笛手5。就是这个人，安恩·史迈利爱过他，比尔·海顿背叛了他，而我们这些人则忠心耿耿地追随他，外人根本弄不明白是为什么。

沙拉特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传统，晚宴上的演讲不能录音，不许记录，也不得在任何正式场合引用。照史迈利的德国式说法，特邀嘉宾们享受着“犯傻的自由”，不过我觉得这种特权无论什么人都能拥有。不过，我再不济也是个专业人士，练就了聆听和记忆的本领。你要知道，史迈利还没说几句话，我就意识到——我那些学生的反应也不慢——他的话直接说进了我离经叛道的心坎里。我指的是同样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不太言听计从的自己。说实话，自从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我就不愿意再承认那个自己的存在。我指的也是在内心悄悄提出质疑、让我感到不安的自己，这个自己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早在我手下名叫巴雷·布莱尔6的情报员跨过行将崩塌的“铁幕”之前。为了爱情，为了某种荣誉，布莱尔平静地走到了“铁幕”的另一边，而且还在平静地继续坚持往前走，五楼总部对此深感难以置信。

“馆子越好，消息越糟，”我们提到人事组的头儿时都会这么说，“内德，到时候了，你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传给新来的小伙子们啦。”他在康诺特酒店请我吃饭时说，那顿午餐的档次高得有点可疑。“还有新来的姑娘们，”他补充了一句，脸上带着令人厌憎的假笑，“我看下一步他们就该让女人进教堂了。”接着他继续谈起了爱聊的话题。“你知道窍门。你四处闯荡过。最后的这圈赛程里你掌管着秘书处，干得也很出色。该好好利用这一切啦。我们觉得你应该接管训练所，把火炬传给未来的间谍们。”

要是我记得没错，人事组头儿刚才用的这套关于体育运动的比喻，和当年巴雷·布莱尔叛变之后他用过的差不多。当年他撤掉了我苏联处处长的职务，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那地方简直跟老弱家畜屠宰场一样。

他又点了两杯阿马尼亚克酒7。“顺便问问，梅布尔怎么样啊？”他接着问道，好像刚刚想起来她似的，“有人跟我说，她已经把差点8减少到了十二——还是十？我的天啊！哎呀，我可指望你了，千万别让她靠近我！你觉得怎么样？工作日在沙拉特，周末回坦布里奇韦尔斯9，我觉得这可是职业生涯的辉煌顶峰。你说呢？”

你还能怎么说？你只能照搬别人在你之前说过的话。有能力的，就做事；没能力的，只好教书。而他们教的，恰恰是自己再也无力去做的事，因为他们或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或心力交瘁，早没了那股一往无前的劲头；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压抑得太多，妥协得太多，最终得到的回报却太少。于是，他们想要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重新燃起自己往日的梦想，借着年轻人的火焰来温暖自己。

写到这儿，我就得接着说史迈利那天晚上演讲时的开场白了，因为我觉得他的话突然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我邀请他来，是因为他是往昔的一位传奇人物。但我们所有人却欣喜地发现，原来他竟然是个敢于打破传统、展望未来的预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赘述史迈利介绍全球局势时说的细枝末节。他说到了中东的情况，这显然是他担心的一个地方。他探讨了殖民权力在所谓“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局限性。他讲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还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质问有没有哪一个富国真正关心过人类的绝望和贫困，看来他毫不怀疑答案是“没有”。他对“冷战”结束后间谍职业也行将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说，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冰雪中诞生，每当一个新的联盟形成，每当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当一种原有的状况被悄然瓦解，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我才发觉，尽管他的演讲比正常时间长了一倍，我始终都没听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响，或是杯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即使后来学生们拖着他去了图书馆，让他坐到壁炉前的贵宾位置上，听他接着说，说那些离经叛道、颠覆权威的话，周围也没有丝毫别的动静。我的这帮孩子可都是些难对付的家伙，结果他们都迷上了乔治！除了乔治充满自信、娓娓道来的嗓音，还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败时听众中爆发出的笑声，我没听到一丁点儿其他的声音。我和学生们一起聆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激动，心想：我们老去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