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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瓦尔德马斯。”卡济米尔说，我们为瓦尔德马斯干了一杯。他是组里的一个成员，五年前牺牲了。贝拉拿起勃兰特的杯子也喝了一口，她是单独喝的，眼睛还从杯沿上方瞅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说道，那严肃的神情和她的笑容一样让人着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难道他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说，她只不过是在向一个为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致敬？

不过，我还得和你多讲讲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有没有和贝拉上床，也不是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因为谁都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瓦尔德马斯被送到岸上，从此再也没了消息。有人说他设法吞下了自杀药丸；还有人说他跟保镖下了命令，一旦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开枪把他打死。可是连保镖也没影了。在那个被组员们称为“背叛的秋天”的时期，失踪的人还不止瓦尔德马斯一个。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牺牲了四个拉脱维亚人——我们按着牺牲日子的顺序一个个向英雄们敬了酒——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厄运连连的时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现在情报部确信，他们没被送到森林中的游击队，没被送到海滩上忠实可靠的接应人员那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中心拉脱维亚地区行动主管的手中。即使当年我们在出事的同时小心谨慎地组建起了新的情报网，五年后这些背叛的阴影还萦绕在幸存者的心头，就像海顿不厌其烦地警告我时说的那样。

“那可是一帮粗心大意的家伙，”他和平常一样傲慢无礼地说道，“不粗心大意的时候，他们就跟你阳奉阴违。北欧人看着迟钝，跟你拍起肩膀来热情得很，可别被他们骗了。”

我一面回想着海顿的这些话，一面继续在心里掂量着贝拉。听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时而用拳头支着脑袋，时而把脑袋枕在勃兰特的胳膊上，仿佛在替边谋划事情边喝酒的勃兰特想心事。但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总是瞅着我，打量着我这个被派来左右他们生活的英国佬。偶尔她也会像一只暖和了的猫那样从勃兰特身上挣脱，慢悠悠地梳理一番自己，换个姿势交叉起双腿，整理一下短裤好穿得更舒服些，把一绺头发编成辫子，或者是把挂在双乳之间的金质护身符掏出来，翻来覆去地仔细看。我留心观察贝拉和其他船员之间有没有勾勾搭搭的迹象，但很显然勃兰特的这个妞简直是片圣地。就连性格热情奔放的卡济米尔，跟贝拉说话时脸上都会变得很严肃。她又去拿了瓶酒，回到房间时往我身旁一坐，拿起我的手搁在桌上摊开掌心，一边细细地看，一边用拉脱维亚语和勃兰特说话。勃兰特猛地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

“知道她在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佬会是个好老公。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过！”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边笑边扭着身子拱进了他的怀里。这之后她没再看我。好像是用不着再看了。于是我也把视线从她身上转开，尽职尽责地回想着她的身世，那是勃兰特上校向伦敦站汇报的情况。

勃兰特说，贝拉是叶尔加瓦76附近农村里一个农民的女儿。有一回秘密警察偷袭了拉脱维亚爱国人士的秘密集会，她的父亲被开枪打死，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警察也想把贝拉打死，但她逃进了森林，跟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那帮人传来传去地玩了她一个夏天，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走走停停地来到沿海一带，通过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渠道给勃兰特带了话。勃兰特根本没事先向伦敦站报告贝拉的情况，就在某个海滩把她接上了船。当时他正要把新招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送上岸，好替下以前那位已经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在每一个情报网里都称得上“歌剧明星”。他们要是不发疯，就会长带状疱疹。

“都是好样的，”勃兰特开车送我回城时兴高采烈地说，“你喜欢他们吗？”

“他们都很棒。”我说。这是真心话，要交朋友，没有比热爱大海的人更好的了。

“贝拉想和我们一起干。她想杀掉那些打死她父亲的人。我说不行。她太年轻了。我爱她。”

一轮白得刺眼的月亮照耀着平坦的草地，借着月光我看见了他粗犷的侧脸，坚毅的神情仿佛是要迎接即将来临的风暴。

“你认识他，”我说道，假装是在回忆一件隐约记得的事情，“她的父亲，费利克斯。也是你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费利克斯！我跟他好得很！他是个大好人。那帮杂种把他给打死了。”

“当场就死了？”

“他们开枪把他打得稀烂。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朝所有人开枪。七个人。全打死了。”

“出事时有人看到了吗？”

“有一个人。他看到了，然后就逃走了。”

“尸体呢？”

“秘密警察把尸体拉走了。他们害怕，那帮当警察的也不想惹当地人的麻烦。打死游击队员，把尸体扔进卡车，开着车就滚蛋了。”

“你对他有多了解——我是说贝拉的父亲？”

勃兰特伸出胳膊一挥。“费利克斯？他是我的朋友。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斯大林可不喜欢这样的人。等这些人从德国回来，他就把他们打发到西伯利亚，或者开枪打死，把他们折磨得够呛。问这个干吗？”

但伦敦站听到的故事却全然不同，尽管当时还只是一种传言。传言说，贝拉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被招募的，然后送回拉脱维亚，好打入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偷偷给主子报了信。游击队员惨遭屠杀的时候，他从后窗爬出去逃走了。作为奖赏，他如今已改名换姓，在基辅当上了一家集体农场的经理。有人认出了他，告诉了别人，别人又告诉了别人。消息来源很微妙，要证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我得到了警告。要提防贝拉。

我还不仅仅是得到了警告。伦敦站的命令让我深感烦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见了贝拉几次，每一次我都必须把自己的印象记在会面记录单上，伦敦站当时坚持要我见到贝拉一次就记录一次。我和勃兰特在安全公寓碰了一次头，结果他把贝拉也带来了，这让我很吃惊。她在城里待了一天，他说。他们正准备一起回农场，这有什么要紧的？

“放心。她不会说英语。”勃兰特看出我有点不安，笑着提醒我说。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说了我们的事情，贝拉歪在沙发上，笑盈盈地睁着一双妙目听我们说话，不过主要是在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