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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句话也没说，这在录音带上能听出来。

在如此绝对的一个人面前，你还能说什么？我一辈子都在和制度化的邪恶抗争。以前这种邪恶是有名称的，通常也以某个国家的面貌出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也达致了同样的结局。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邪恶，却像是一个在我们自己人当中专搞破坏的婴儿。我自己好像也被变成了婴儿，一个被出卖的婴儿，毫无防备，哑口无言。一时间我恍然觉得自己和敌人斗争了一辈子，却搞错了对象；接着我又觉得，仿佛是布拉德肖本人偷走了我的胜利果实。我记起了史迈利说过的警句：“输掉‘冷战’的人本不该输，赢得‘冷战’的人本不该赢。”我本想把这话奉送给布拉德肖，好羞辱他一番，但即使当时我说了也是对牛弹琴。我想告诉他，现在我们已经打垮了共产主义，接下来就该轮到资本主义了，但其实那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邪恶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人本身。再说，那时布拉德肖已经在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吃晚饭了。我客客气气地谢绝了他，就此离开。

到头来是伯尔请我吃的晚饭。可喜的是，那顿饭怎么吃的我都不太记得了。两天之后，我上交了自己在总部的通行证。

你看着自己的脸。那并不是你记忆中的任何人。你暗自思忖，自己情归何处，找到了些什么，又在追寻什么？你想说：“我杀死了恶龙，我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了。”但你没法这么说，在这个时代可不行。也许永远都不行。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我和梅布尔。我们不去谈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不惹对方生气。我们是文明人。我们在海边买了座小房子。房子带着的长条形的花园我喜欢亲手打理，栽上几棵树，造出一条通向大海的林荫道。我加入了一个为贫困儿童开办的航海俱乐部；我们会从哈克尼198把孩子们接过来，他们玩得可开心了。有人提议选我进当地议会。梅布尔常去教堂。我时不时回一趟荷兰，那边还有几个亲戚。

伯尔时不时会过来看看。他这一点我很喜欢。恰如你所料，他和梅布尔相处得很好。伯尔从来不卖弄聪明。他会跟梅布尔聊她的水粉画，但不去评头论足。我们会开一瓶好酒，烧上一只鸡。他会告诉我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开车回伦敦。伯尔没提关于史迈利的任何消息，不过这正是他希望的。史迈利很讨厌怀旧，哪怕是别人在怀他的旧也不行。

其实，根本就没有退休这一码事。有些时候知道得太多，偏偏又做不了什么，不过我确信这只是因为上了年纪。我想得很多。书看得越来越少。跟别人聊聊天，坐坐公共汽车。在公开的世界之中我还是个新手，不过我正学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