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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作家从一位英国人那儿得到了一些有关世界和平的灵感。”她以一种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态度说。
“你想他会想再见那位英国人一面吗？”
“我可以问问他，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位英国人想再跟他见一面。”巴雷说道，“他们之间有太多可谈的事了。你住在哪里？”
“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你的孩子住在哪里？”
对方停顿了一下。巴雷这回心里又升起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机场地铁站很近。那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寓。巴雷先生，你预备在莫斯科待多久？”
“一个星期。能否给我你所住的公寓地址？”
“不方便给。你在莫斯科的时候，都会待在这间敖得萨旅馆吗？”
“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你的先生在哪儿高就？”
“那不重要。”
“他是不是干出版的？”
“不是。”
“他是作家吗？”
“不是。”
“那么，他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作曲家？镇守边界的战士？厨师？他是如何让你活得这么安于现状的？”
听他一连串地讲了这么多，她再一次展露微笑了。她的笑似乎不仅让她自己开怀，同时也让他高兴了起来。
“他是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她说。
“他目前在经营些什么？”
“他的工厂预造房子给乡下使用。我们离婚了。在莫斯科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是。”
“那么，孩子们呢？是男孩？女孩？都多大了？”
他这句话让她的笑容倏然僵住了。他一度想到她会愤然拂袖而去。她抬起头来，板着脸，眼中充满了愤怒。“我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双胞胎，现在八岁。他们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的英语讲得好极了，比我的还好。好像井水泉涌而出。”
“谢谢你。我对外国语言有一种天生的理解能力。”
“不只这样，真不可思议，就好像简·奥斯丁的英语无人能出其右一样。你是在哪儿学的？”
“在列宁格勒学的。我在那儿上学。英语也是我热爱的一种语言。”
“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
“也是在列宁格勒上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的？”
“在我结婚的时候。”
“你和他是怎么结识的？”
“我先生和我从小就认识。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一起去过夏令营。”
“你钓鱼吗？”
“不但钓鱼，还抓兔子。”她说着说着，又笑了。她璀璨的笑容似乎可以照亮整个房间。“我先生弗洛狄亚的童年是在西伯利亚度过的。知道怎样在冰上睡觉。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并没考虑到知性价值观的差异。当时我认为一个男人所能学的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懂得如何剥兔子皮了。”
“我正在想你与那位作者是怎么认识的。”巴雷解释道。
他看出她的挣扎，也注意到她眼神中闪现着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情绪，一下子向他倾泻而来，一下子又缩了回去。突然，她拢了一下那飞散了的头发，拿起她的手提袋。“请你替我谢谢蓝道先生，谢谢他送的书及茶叶。”她说，“下次如果他再来莫斯科，我会亲自再向他道谢的。”
“请不要走。我需要你告诉我。”他放低了声音，并且，突然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说，“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处理那些手稿。单单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些个手稿到底是谁写的？歌德又是什么人？”
“很抱歉，我必须回去照顾我的孩子了。”
“难道没人代你照顾他们吗？”
“当然有。”
“请你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你得很晚才能回去。告诉他们你碰到一个好人，他要跟你谈一整个晚上的文学。我们好不容易才见到面，我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你。”
她收起了简·奥斯丁的书，向门口望了望，快步走了出去。巴雷就像一个死缠不放的推销员，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旁边。
“拜托！”他说，“再待一会儿，我知道我这个英国出版商有多么差劲，见了一位漂亮的苏联美女又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正经事儿。我不会骗人，也不会说谎。跟我吃晚饭好不好？”
“不方便。”
“改天晚上方不方便？我该怎么办呢？拿一尊神像来烧吗，还是放一根蜡烛在我的窗前？你是我此行的目的。请帮助我，然后我才能帮助你。”
他的恳求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能不能把你家的电话号码给我？”他坚持着。
“不方便。”她低声说道。
他们走下了宽阔的楼梯。巴雷向头顶上望了望，看到维克娄和他的朋友站在那儿。他抓住卡佳的手臂，力虽不猛，但也足够使她停住了脚步。
“那什么时候？”
他仍然握着她的手臂，握住的地方，就在她手肘上方肌肉最丰满的那部分。“我今晚也许会打电话给你。”她带着怜悯的眼光答道。
“不要也许。”
“我一定会打给你的。”
他待在楼梯上，看着她走向人潮边缘。她似乎在那儿先做了一口深呼吸，才伸展身手，挤进了人潮之中，朝着大门前进。她的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围在她颈子上和背部的围巾也已被汗水浸湿。此时，他强烈地渴望喝上一杯。不过，比喝酒更强烈的一种欲望，是要拆除那只缠绕在他身上的麦克风。他要把这只麦克风踩成碎片，然后用挂号信寄去给奈德亲收。那个鼻子弯弯的维克娄，此时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他露出牙齿，像个贼一样，尽跟他讲些萧伯纳俄文传记的无聊话。
她走得很快，边走边找出租车。天上乌云密布，看不到半点星光。能看见的，也只有宽阔的街道和从佩特罗夫卡方向闪现的极光。她此时需要跟他保持距离，也需要跟自己保持距离。她的内心生出了一种恐慌，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反感，这种恐慌正威胁着要吞噬她。他不该谈那对双胞胎的。他没有权利打破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之间所筑的纸墙，他更不该用那些官僚的问题来折磨她。她已经信任他了，而他为什么还不信任她？
她转到一处街角，继续走着。他是个标准的帝国主义分子：虚伪、纠缠不休，并且一点儿也不信任别人。一辆出租车掠过去了，没有注意到她。另一辆则慢慢驶近，听她呼喊着她要去的目的地，又疾驶而去，去找寻更能赚钱的生意，譬如搭载娼妓，运家具，运黑市的蔬菜、肉、伏特加酒，以及为游客运送随身行李等等。雨开始下了，来势汹汹地刷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