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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搭乘一架小飞机于黄昏时分抵达那个小岛。这架小飞机属于一家大型的美国私人公司。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狭小而树木繁茂的岛屿是属于谁的。小岛的中央地带陷入海中,两端翘起,形同圆锥。因此,当我们还停留在空中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印象就像是一个倒塌在大西洋里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帐篷。我猜测这个岛屿长度有两英里。我们看到岛的一端有一幢新英格兰式的楼房,另一端有小小的白色码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管那幢楼叫避暑别墅,因为在冬天没有人会去那儿。它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一个有钱的波士顿人建造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自称是乡村人士。我们感觉机翼正在摆动,带着咸味的空气由嘎嘎作响的机舱窗口吹了进来。我们看见海面上波光荡漾,好像是照在文身人身上的探照灯光,又像看见马儿们在水面上争食。我们还在陆地上看到一座面向西方的灯塔。照我估计,我们已经沿着缅因州的海岸飞了五十八分钟。两旁的树木迎面而来,天空在眼前消失了,飞机突然沿着一条长满了草的跑道边跳边摇地停了下来。跑道尽头蓝迪和他的那一批人,还有一辆吉普车正等着我们。蓝迪看来非常壮硕,美国人中,能跟他比的没有几个。他打着领带,身穿一件风衣。我觉得我认识他的母亲。

“欢迎你们莅临本岛。你们在此期间,由本人负责招待。”他首先握了握巴雷的手。他们一定已经把巴雷的照片给他看过了。“布朗先生,这真是我的荣幸。奈德?哈瑞?”

“你真好。”巴雷说。

我们绕到山的一侧的时候,看到背海耸立的松树益发显得黑。蓝迪的那批手下坐着另一辆车子尾随在我们后面。

“你们都是从英国来的吗?撒切尔夫人真是一位好舵手呀!”蓝迪说。

“她随着这条船沉没的时候快到了。”巴雷说。

蓝迪一直在笑,好像他这一路下来刚刚才学会笑似的。布朗是巴雷在这一趟旅途中的代号。即使是护照(由奈德携带着)上,他的名字也是布朗先生。

我们经由一个堤道颠颠簸簸地开到警卫室门口。门开了,我们进去之后随即关上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海中的一个岬角上。岬角顶端就耸立着那一幢楼房,隐藏在草丛中的弧光灯将它照射得通明。在楼房两侧隔得很远处,才有草地和被风吹得光秃秃的灌木丛。一个断裂得不成样子的防波堤在海水中不停地晃荡着。蓝迪把吉普车停好了,拿着巴雷的行李,就领着我们走过一条竖着路灯,两旁种有绣球花的路,一直走到一间船尾。在我们到波士顿的途中,巴雷打过瞌睡,也喝醉过,又一直吵着说影片不好看。在小飞机上,他也对着新英格兰的风景皱过眉头,好像它的美惹恼了他似的。但是一等到我们落了地,他似乎就又重新回到他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布朗先生,我受命接待你在新郎套房住下。”蓝迪说。

“能住在这儿真是再好不过了,老兄。”巴雷礼貌地说着。

“你真的这样想就好极了,布朗先生,老兄?”

蓝迪叫我们经过一个铺了石板的大厅,到了船长室里。室内摆设出自设计师之手。房间角落里有一张铜床;窗户边有一个写字台。墙上挂着船上的装备,令人觉得足可以假乱真。就在一般美国人都拿来当做厨房的小室里,巴雷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一个冰箱,他拉开门,往里头瞧了瞧,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什么东西。

“布朗先生希望在傍晚的时候,他的房间里有酒可喝,蓝迪。如果你的橱柜里有酒的话,他会感激不尽的。”

那一栋避暑别墅是一间童年的陈列馆。在门廊上,槌球比赛用的蜜色木槌靠着一辆满是灰尘的山羊拖车,车里装满了从海边捡回来的龙虾浮标。门廊里有蜂蜡和皮革的味道。大厅里挂着几幅捕鲸船的画。另外,在这几幅画的旁边,还挂着几幅头戴宽边帽的男女画像。我们跟着蓝迪走上了一道宽阔整洁的楼梯,巴雷尾随在我们后面。我们每上一级,都可以看到镶着彩色玻璃的拱形窗户,像是缀着珠宝通往大海的门户。我们来到了一条走廊,走廊的两旁有几间卧室。最大的一间是给克莱福的。从阳台向下俯视,可以看到花园和花园下方的船尾。海那边的大陆也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此时,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下来了。

在一间有白椽的餐室,一位兰利派来的女孩为我们端上缅因州的龙虾和白酒。她有意地尽量将目光避开我们。

我们进餐的时候,蓝迪为我们解释这间屋子的规矩。“在此,我先要拜托诸位不要和那些工作人员称兄道弟。只要和他们道声早安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任何事情要和他们说,最好先对我说,让我来替你们转达。虽然我们为了诸位的方便和安全设有守卫,但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把你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我们所属的土地内。拜托。谢谢!”

晚餐和演讲都结束了,蓝迪带着奈德到联络室里去,而我则陪着巴雷回到了那间船尾。一股强劲的风吹打着花园,就在我们经过那里,走出那些照明灯之外的时候,巴雷似乎朝着花园鲁莽地笑着。手持无线电话的那些男人看着我们通过。

“下盘棋怎么样?”我们到达他的门口时,我这么问他。

我希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但是事与愿违,而我也摸不清他此刻的情绪到底如何。他轻轻地拍一拍我的手臂,跟我道了晚安。他的房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但是就在这么短短的一瞬间,我还是清楚地瞥见了一位步哨的身影,在离我们不到两码的黑暗中站岗。

第二天早上,罗素·薛里顿两手握着我的手,以恭维的语气小声地对我说:“你是一位聪明的律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哈瑞,最近还好吧?”

自从他到伦敦出公差以来,他的样子几乎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他眼睛底下的黑眼圈更黑了一些,更哀伤了些,他身上的蓝色西装也比以前大了一两号,白色衬衫里头还是挺着一个大肚子。六年了,同样那股殡葬业者味道的刮胡水,仍弥漫在这个苏联行动的新负责人身上。

他手下的一群年轻人毕恭毕敬地离他远远地站着,手上抓着他们的旅行袋,像是站在机场,束手无策的一群旅客。克莱福和鲍勃在他的两侧,他们三人像是一队士兵。鲍勃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他脸上满布着风霜的笑容取代了他十足的自信。他淡淡地欢迎我们,似乎已经有人警告过他,要他离我们远一点。

大家的心里,已经都打了个底——这场会议就要揭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