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之后的几周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

心理学课程主要设在格林楼，从麦考什楼或是我上英语课的狄金森楼走过去只要几分钟，所以我们几乎总是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去费尔斯通图书馆，回家路上走过体育馆，在艺术博物馆和周围几家咖啡馆里流连，或者一起坐火车去纽约，看《辣身舞》《太空炮弹》和《铁面无私》之类的电影。

劳拉有很多朋友，几乎都是她在心理学系的同学。她和他们见面时有时也叫上我，不过她更喜欢和我待在一起。说到音乐，我们的口味并不相同。她喜欢流行乐，在那个年代意味着莱昂内尔·里奇、乔治·迈克尔或者弗利特伍德·麦克[1] ，即使我放我的摇滚或者爵士乐唱片，她也固执地继续听她的流行歌。

有时候我们可以对坐而谈，直到天明，吞下不知多少咖啡因和尼古丁，然后睡两三个小时就浑浑噩噩地去上课。劳拉虽然有辆车，但是她很少开，我们更喜欢走路或骑自行车。有些晚上她不想看电视，会突然起了兴致，把一台小霸王游戏机搬出来，我们一起玩射鸭子的游戏，或者在“转转乐园”里操纵那只泡泡鱼。

有一天，我们玩了几个小时的游戏，然后她对我说：“理查德——”她从来不叫我名字的昵称——里奇或者迪克，“你知道吗，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在多数时间里分不清虚构与现实？所以我们看有的电影会哭，有的会笑，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只是在看表演，知道那是编剧杜撰出来的故事。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缺陷’，那就和ROB没有什么两样。”

ROB就是“机器伙伴”的缩写，那是日本人为排遣青少年的孤独感而发明的一种玩意儿。劳拉做梦都想买一台这种机器，给它起名叫阿曼德，训练它把咖啡送到她床上，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买花给她。她不知道的是，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都特别乐意去做，还包括很多她没想到的事情，并且不需要任何训练。

***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痛，直到有一天你受的伤如此之深，让你觉得之前的伤痕只是破了点儿皮而已。正逢早春，一个悲剧，为我在普林斯顿本来就难以适应的生活雪上加霜——我失去了父亲。

一次心脏病突发几乎当场杀死了他。当时他正在工作，即使他的同事很快赶来救助，也没能保住他的命。他被推进了医院三楼的手术室，不到一个小时，就宣告死亡。我弟弟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妈在料理后事。

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回家，到达时家里已经满是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爸爸被葬在常青树下。没过多久，夏天伊始，妈妈决定带着艾迪搬到费城去住。她在那儿还有个妹妹，叫柯妮莉亚。在那之后的几周里，我惊惶地意识到，关于我童年的一切都将随着这次搬迁而销声匿迹，我再也没机会走入那栋有两间卧室的公寓，而在那里我度过了此前所有的时光。

我一直怀疑妈妈讨厌布鲁克林，她屈居在那里的唯一原因就是爸爸。她是个书卷气、爱怀旧的人，这跟她父亲的教育方式有关，他是个德裔的路德派[2] 牧师，名叫莱因哈特·诺普夫。我依稀记得我们每年会在他生日那天去看他一次。他是个高大、不苟言笑的男人，住在皇后区一栋一尘不染的别墅里，房后还有一小片后院，院子里的草给人一种每片草叶都精心用梳子梳过的感觉。他的妻子在生我小姨的时候死于难产，然后他就没再结婚，独自把女儿们养大。

他在我10岁时死于肺癌，但当姥爷还健在的时候，妈妈曾经提议我们迁家皇后区——那是个干净、体面的地方，她说——想和她父亲住得近一些。但最后她放弃了，意识到这是成不了的：迈克尔·弗林，也就是我爸，就赖在这儿了——他是个爱尔兰人，生于布鲁克林，长于布鲁克林，从没想过去任何别的地方[3] 。

所以，新学期我出发去普林斯顿的同时，我妈妈和弟弟也动身迁往费城，我又见到了劳拉。当时我刚刚开始意识到，以后我再回到布鲁克林，也只能是一个到访的客人了，似乎我曾经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我没有带去普林斯顿的东西，都被堆在费城杰斐逊大道中央车站附近的一间两居室公寓里了。妈妈和弟弟搬家不久后我就去看了他们，立即发觉那个地方永远不会让我产生家的感觉。而且家里的收入也减少了，我的成绩又不够好，拿不到奖学金，所以我得做兼职才能掏得出自己的学费，维持到毕业。

爸爸走得如此突然，让人难以适应他已经不在了这一事实，很多时候我想到他，都只当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候，逝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比他们健在的时候更强烈。他们留下的回忆，或者我们记得的有关他们的回忆，使人对他们尤其敬重，而他们生前却从来做不到这一点。爸爸的死让我感觉多了责任、少了轻浮。生者总会不断地犯错误，死者却很快就被还留在世间的人们披上一层永不犯错的光晕。

我经历着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孤独，而当时我和劳拉的友情渐渐枝繁叶茂。也正因为这个，我对她的陪伴珍视有加。

***

离感恩节还有两周，天气开始变得十分阴郁。劳拉说想把我引荐给约瑟夫·韦德教授。他正指导她做一项研究，劳拉要用研究成果写自己的毕业论文。

劳拉专攻认知心理学，这在那时还是一个前沿学科。当时“人工智能”一度为每个人津津乐道，因为电脑刚刚成功走入寻常家庭和生活。好多人都确信，用不了10年，我们就能和烤面包机对话，或者向洗衣机咨询我们的职业生涯。

她以前常和我说起她的研究工作，但我听不太懂，和所有自以为是的小伙子一样，我也没下什么功夫去了解。我只记得，韦德教授也在欧洲学习过，并且在剑桥拿了个精神病学博士学位。他那意义深远的研究项目正接近尾声，用劳拉的话说，它真正改变了人们对人类思维方式、对精神刺激和应激反应之间关联的理解。我从劳拉的描述中了解到，这项研究和记忆以及回忆的形成有关。劳拉声称自己的数学知识对于韦德而言无异于一座金矿，因为精密科学就像他的阿喀琉斯之踵[4] ，而且他在研究中的确运用了数学方程式来控制变量。

第一次见到韦德的那晚让我无法忘记，虽然原因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11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下午，我们破费了一次，在熟食店买了瓶店员推荐给我们的罗纳河谷红酒，然后出发去教授家。他住在西温莎，所以劳拉决定开车前往。

20分钟后，我们停在一幢安妮女王风格[5] 的房子前。房子旁边的小湖在暮光中闪着神秘的光芒，周围是低矮的石墙。大门开着，我们沿着一条铺满碎石的小径走过去。小路穿过一片精心修剪的草坪，周围环绕着玫瑰和黑莓灌木丛。房子左侧种着一棵高大的橡树，光秃秃的树枝在小楼的瓦片屋顶上方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