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哈利·米勒在几个小时后打来电话。那会儿我刚刚见了一个老线人，一位退了休的命案侦探，他答应我去位于新泽西的西温莎镇警局找熟人。我和他约在西46街的一家餐厅吃午饭，哈利来电话那会儿，我正穿过两个街区回到车上。雨一直下，天空如同铅色的湖水。电话接通了，哈利说有新消息。于是我在一家酒吧的棚子下躲雨，问他有没有好消息。

“那可不？”他说，“莎拉·哈珀1989年毕业，但她不是很走运。大学毕业后，她在皇后区一家特殊教育学校找到一份工作，之后过了10年平淡无奇的生活。接着，她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嫁给一个叫盖瑞·隆德斯的爵士乐歌手。他把她的生活变成了活地狱。她染上毒瘾，坐了一年牢。2008年她离了婚，现今住在布朗克斯区[1] 的城堡山。她好像很乐意谈论往事。”

“好极了。你能把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用短信发给我吗？关于西蒙斯你有什么发现？”

“德雷克·西蒙斯仍然住在新泽西，和一位叫利昂诺拉·菲利斯的女士同居。事实上，我还和她聊了，因为西蒙斯那家伙不在家。某种意义上说，是她一直照顾着他，他们基本上靠领救济金生活。我解释说你——一位记者，要与她男人聊聊韦德教授的案子。她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她在等你打电话。去看他们的时候记得带点儿钱。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你在普林斯顿找到熟人了吗？”

“我在那儿遍地都是熟人——我是绝对的内行，小子。”他炫耀说，“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莎拉·哈珀的？找警察叔叔问的？”

“既然如此，帮我查找一下八十年代在心理学系的人有哪些，要找和韦德教授比较熟的，不仅仅是他的同事。我感兴趣的是他项目组里的人，任何了解他的人都可以。”

他说他会按我的要求努力找找看，然后我们闲聊了几分钟的棒球。

我从停车场开车回家，给萨姆打了个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从井底传出来的。她说她得了重感冒，早上挨到办公室，老板就直接打发她回家了。我答应她晚上去看她，但她说情愿早点儿睡觉，再说了，她也不想让我看到她生病的样子。挂断之后，我又给一家花店打了电话，订了一捧郁金香送到她家去。我恪守着我们的约定，努力不爱她爱得太深。但我渐渐发觉，每当我们有一两天没见面，我便越来越想念她。

我用哈利给我的号码给莎拉·哈珀拨了电话，但她没有接，所以我给她留了言。在德雷克·西蒙斯那边则进展更多些。他的伴侣，利昂诺拉·菲利斯，接了电话。她有很重的法裔移民口音，听上去像是《沼泽猎手》[2] 里面的人物。我提醒她，一个叫哈利·米勒的人曾经找过她，已经告知她我想见德雷克·西蒙斯了。

“按你朋友讲的，我琢磨报纸是会付钱的，是吧？”

“是的，可能会付给你们一些钱。”

“成。您怎么称呼……”

“凯勒。约翰·凯勒。”

“好。我说您应该来我们这儿一趟，我肯定会提前给德老子交代清这些都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不是那种很能唠的人。您什么时候过来？”

“就现在，你不会觉得太晚吧？”

“现在几点了，老哥儿？”

3：12，我告诉她。

“那5点成不？”

我说没问题，并且再次确认了一下，她会说服她家“德老子”和我说话。

***

片刻之后，我边开车进入隧道，边琢磨着与劳拉·韦思莱克的对话，突然想起一个始终被我忽略的细节，从我开始研究韦德案子的第一晚起一直未曾注意——当时教授正在写的一本书。那本书本来打算几个月之后出版的。如理查德在书稿中说的，劳拉·贝恩斯相信它将震动整个科学界。用萨姆的话说，就是“爆炸性的”。

但是，当我试图在亚马逊或者别的网站搜索教授的作品目录时，却不见那本书的踪影。韦德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一本110页的人工智能研究著作，198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是在他被杀的一年多之前。韦德告诉理查德，他为一本他还在写的书签了出版合同，这在他的同事当中引发了议论。所以在他死前，韦德一定已经给出版社寄过书稿或者是书的大纲，还有可能已经收到了一部分预付款。那么这本书为何从未出版呢？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我想。

第一，有可能出版社改主意了，决定不再出版这本书。这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有一份合同在，而且讲得不顾情面一点，教授惨死的神秘案件也许还能增加书的销量。只有某种强制干预才能让一家出版社放弃这种选题。谁会干预呢？书稿里面写了什么呢？它是否和教授正在进行的秘密实验有关？他可曾想在他的新书中透露一鳞半爪？

另一种可能就是韦德遗嘱的执行人反对该书的出版，并且能集齐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我从报纸上得知韦德曾经立过遗嘱，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他妹妹英琦。我知道我应该和他妹妹谈谈，只不过她在凶案发生前很多年已经在意大利定居，对案发时的事情所知寥寥。

我开上了山谷路，然后左转进了韦瑟斯彭街，很快就到了西蒙斯和他的伴侣所住的罗克戴尔路，那里离普林斯顿警局也不远。我到得比计划早了些，于是在一所学校旁边停了车，进了附近一家咖啡馆。趁着喝咖啡的时间，我把调查收集的新线索都梳理了一遍。我越是思考教授的新书，越是觉得它从未出版的事十分蹊跷。

***

德雷克·西蒙斯和利昂诺拉·菲利斯住在街尾的一间小平房里，紧挨着一片荒草丛生的球场。房前有个小院子，长着含苞待放的玫瑰丛。一个脏兮兮的花园矮人咧着它的塑料嘴，指向屋门的左边。

我按下了门铃，铃声在屋后某个地方响了起来。

开门的是一个矮个子、棕色头发的女人，右手拿着一柄长勺，一脸皱纹，眼里满是猜疑。我说我是约翰·凯勒，她的脸色舒朗了些，请我进屋。

我走过一道阴暗、狭窄的门廊，进入堆满了旧家具的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的时候，垫子让我的体重一压，上面腾起了一片灰尘的云。我听见另一间屋子里有婴儿的哭声。

她道歉说要离开片刻，然后就不见了。从房子后面的某个地方传来哄孩子的声音。

我环视了四周的陈设。所有的东西都那么陈旧，互不协调，就好像是从旧货摊随意挑选的，或者干脆是从大街上捡来的。地板到处翘起变形，墙纸的四角都剥落了。墙上一只旅行钟时断时续地嘀嗒作响。看来，教授遗嘱里面提到的那一小笔钱早就用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