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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过餐桌时，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理我，而是径直走到橱柜前，取出了一只玻璃杯。

即使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她的举止依然优雅自若。艾莉森也已经四十四岁了，但是你很难看出她的真实年龄。跟二十多年前我们相遇时一样，她的身材还是那么纤细苗条，她的腰板也还是那么笔挺，而她的双肩也丝毫没有下垂，一切美好如初。

她确实也添了一些白发，但是她的头发原本就是银灰色，寥寥银丝混在其中，完全看不出来。虽然我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发际线在后移，脸上的皱纹也在增多，但是我觉得艾莉森却几乎一点儿都没变。也许是我没有察觉吧，又或许是因为爱情。

不过，我并不是要把她夸成一个绝对完美的典范，她也是有缺点的。艾莉森爱吃巧克力和薯片，虽然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日常的锻炼习惯已经不允许她多吃这类零食，但她还是戒不掉。上班时，她偶尔还会偷偷吸烟，尽管她以为我不知道，但我其实是知道的。还有，她开车的技术很烂。

我们的婚姻也并非完美，所谓完美的婚姻，只存在于写贺卡的人的想象中，以及单身人士的幻想中。我们也会吵架，但吵架的方式不是大吼大叫，而是沉默冷战。我们俩实在是太固执了，无论争吵的起因是什么，谁都不肯让步，结果就是连续数天，我们几乎不和对方交谈。有时，冷战进行到令人心灰意懒的时刻，我忍不住会想，我们的婚姻是不是真的走到尽头了。

但是，随着冷战的进行，最后我们中的一个总会败下阵来，主动开口言和。而且，我们有一个很不错的处理方式，那就是把曾经的争吵当作笑话，再提起时便一笑而过。

比如，我们经常开的一个玩笑就是艾莉森回去找保罗·德雷瑟了。保罗是艾莉森在高中时期交的男朋友，这些年来，他变得越发时髦、帅气和有钱了。我们和好后，艾莉森会说：“保罗·德雷瑟搭乘的私人飞机刚刚在马尔代夫遭到了伏击，没办法，看来咱们俩只能再凑合过一阵子啦。”

除此之外，那最初吸引我、点燃我浓浓爱意的火花，依然在我的内心熊熊燃烧，一如从前。虽然我的妻子并不相信，但我心里清楚，就算过往的记忆全部消失，当我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她和另外九十九个女人，我依然会选择与她携手回家、共度余生。

因此，即便是在如此黑暗的时刻，看到她倒水时的举手投足，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心生赞赏。

她稍稍朝我转了转身子，问道：“你要喝水吗？”

“不了，谢谢。”

艾莉森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手里的玻璃杯。

“昨晚，爱玛还在这里，”她用空洞的声音说道，“她坚持要帮我洗碗，于是我就让她站在椅子上洗，我帮她擦干水。她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玻璃杯从艾莉森的指间滑落，掉在水槽里摔碎了。艾莉森啜泣起来。

“别这样，宝贝。”说着，我赶紧从椅子上起身，来到她旁边。

她既不肯直起身来，也不肯面对我，于是我只好弯下腰，从背后用双臂环抱住她。我一直保持着这个有些别扭的姿势，好让她知道还有我在身边。

“我没法不担心他们。”她说，“他们在哪儿？在做什么？受伤了吗？会不会害怕？”

“我明白，我明白。”

要说为人父母有何意外之处，那就是从艾莉森怀孕开始，我的大脑中便多出了一个新的区域，只为一个目的存在：挂念孩子。即便我正被其他毫不相干的琐事缠身，这份挂念也依然在我的血液里温柔地流淌着。

而现在，这份挂念正狂跳不已。

“我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切，”她说，“我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我明白。”我说道。

为了平复情绪，她开始深呼吸，全身都随着深深的吸气而颤抖。我用手掌上下抚摩着她的脊背，希望这样能多少安抚一下她。

“等到明天的这个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我说，“我们要照他们的吩咐行事，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然……”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我更加用力地抱紧了她。

“斯科特，假如我们失去了孩子们，我……”

“嘘，我们不能这么想。这么想是无济于事的。”

“我知道，可是……”

“嘘。”我不想让她说出来，仿佛说出来就会成真一样。

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站着，最后她终于振作了一些，说道：“对不起。”

“别这么说。”

她抬手清理水槽里的玻璃碎片，我拦住了她。

“放着我来吧。你别操心了。”

她顿了顿，说道：“好吧。我想去躺一会儿。”

“好，你去躺一会儿吧。”

“如果……如果我现在去孩子们的房间，会很古怪吗？”

“当然不会。”我说。

她点了点头。我亲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上面还满是湿漉漉的泪痕。然后，她沉默地离开了厨房。我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水槽，我多么希望能有一种愤怒在自己体内膨胀，好让我产生复仇的念头，在幻想中痛击那些绑匪。然而，当我捡起玻璃碎片时，内心只感到一阵虚弱、无助。

身为法官，我对这种软弱感是非常陌生的。

在我们的民主体制中，联邦司法体系是唯一容许专制存在之处。联邦法官的任命是终身制的。我们不必像政客一样费尽心思地参加竞选，也不用卑躬屈膝地讨好赞助人。若要罢免我们，必须要经国会讨论通过才行。而且，我们无须对任何上司或选民负责，唯一要对得起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良心。

有的律师会把联邦法官戏称为“小恺撒[11]”，就是那个连锁比萨店，其实这也不全是玩笑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就像恺撒大帝一样，拥有惊人的权力。当然，我在法庭中下达的判决有可能会被更高层的法院推翻或修正，但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所做出的决定都是不容置疑的。

日复一日，在直觉的指引下，我宣布着能够改变人们余生的判决结果。在这片土地上，最有钱的律师在我面前也要毕恭毕敬，连大官僚都必须得听从我的命令。

在法庭上，只要一个不利的判决，就能让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低头求饶、战战兢兢。

我明白，纷至沓来的谄媚和恭维都是因为我所处的职位，而非我本人。当然，我绝不鼓励这种现象。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情不愿的恺撒，人们的奉承讨好让我觉得尴尬、不安。

然而，这份工作就是如此。

不管我喜不喜欢，我都代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