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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这起死亡并不是我的过错，我不是扣动扳机的人。但是，从道德意义上来讲呢？

是我害赫伯·思里夫特被残杀了。我甚至没有跟他解释过他所要面临的危险。他身在明处，只有一架相机在手，而身处暗处的凶犯却全副武装。

“对不起。”当我试图恢复镇定时，不禁颤抖着说了好几次，“真的……真的对不起。”

我是在对赫伯·思里夫特说吗？还是在对无言的树木说？或是对令我绝望的上帝说？

最终，支撑我站起身来的依然是那份不变的动力：爱玛。如果有人发现了这具尸体，并且打电话报警的话，那些绑匪会折磨爱玛的。

我抓起掉在地上的铁铲开始挖坑。我选的地点距离思里夫特约有十英尺，我能够不太费力地把尸体拖过来，同时也可以不必在挖坑的时候看着他。

一下又一下，我用铁铲挖出他的坟墓，心里拼凑着他死前的经历。

这一切都源于我允许他进入我们家的土地范围之内。可问题在于，还有别人未经我的许可，却时刻监视着这里。虽然我这是明知如此，但当我让赫伯跟踪我的妻子时，我竟然完全没有顾及这一点。

我能想象出赫伯藏身在树林间，把相机的长焦镜头当作望远镜，监视着我们家的房子。我也能想象出，当他发现还有一个或好几个绑匪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时，他会是怎样的大惊失色。

赫伯转身逃跑，可是绑匪从背后开枪击中了他。也许这一枪已经结果了他的性命，但绑匪想要确保万无一失，于是又冲他的脑袋补了一枪。然后，绑匪将他的尸体拖到这片占地十亩的树林中央，树林的一头是我们家，另一头是大路。接着，绑匪迅速地破坏了尸体，以防有人会意外撞见。不过，他们最希望的肯定是这片树林的主人先发现尸体并加以处理。

我一直拼命地挖着，娇生惯养的手上起了水疱，浑身是汗。等到我估计挖得差不多了，便利用铁铲作为杠杆，推动尸体滚进土坑。我让尸体面朝下掉了进去，然后便将挖出的泥土盖了回去。最后，我把树叶铺在了泥土上，尽量不留下赫伯·思里夫特曾在此出现的痕迹。

在离开之前，我做了一番祈祷。既是为了他的灵魂，也是为了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