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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是一种大人的适应能力，还是一种孩子的天真无知？”

“也许二者皆有吧。”她说。

她正要再说些什么，突然又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短暂地照亮了我们家的院子、河滩和远处的河流。等到随之而来的雷声消散以后，她说：“你为明天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我说。

“我不是说开庭的事，我是说——”

“爱玛的事，我知道。”我说。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提起交换人质的话题了。我们一致认为，在放走萨姆的时候，对方之所以那么痛快是有理由的。他们把儿子迅速地还给了我们，因为他们手里还有我们的女儿，而且他们还有需要我做的事情。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截然不同。一旦判决下达，我对他们来说就毫无用处了，爱玛也是一样。而且，对绑匪来说，她还会成为一个隐患。如果他们被抓住，爱玛的证词将会对他们极为不利。所以，我必须等到爱玛平安地回来才能给出判决。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许多次了，我以为她又要旧话重提。

然而，她只是说：“成败在此一举。”

“我知道。”

她转过头来，看向我的眼神难以形容。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严肃。

“这些人，他们不会轻易就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我们必须自己主动去争取，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她救回来。”

我没有回答。我望向窗外，看着这场早秋的暴雨疯狂地倾泻在约克河上，泛起了阵阵白浪。

“不惜一切代价。”她最后又重复了一遍。

那天夜里，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凌晨四点左右，我起来上厕所。从洗手间返回卧室时，我的心脏便已经开始剧烈地跳动，仿佛胸腔里也在电闪雷鸣。我又回去躺了大概十五分钟，不停地自我安慰说还能再睡一会儿。最后，我实在躺不住了，便起身下楼去煮了一壶咖啡。

太阳终于还是无情地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我坐在屋后的门廊上，思考着我跟艾莉森的谈话，以及她看向我的严肃目光。毫无疑问，我跟她一样清楚我们的最终目标，但问题是我并没想好该如何跟绑匪进行交换。

也许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在弗吉尼亚州东部法院，我们依然需要将判决提交归档，就像沃尔特· E. 霍夫曼本人当年的做法一样。至少这类大案子的判决是一定要提交归档的，即需要由法官亲笔签署一份纸质文件，然后送交职员办公室，最后再提交给档案管理员。

到了这一步，接下来的操作就又开始利用二十一世纪的高科技了：档案管理员将这份文件扫描，归入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当事双方的律师会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收到这份文件的电子版，而新闻媒体则可以自行下载PDF版，等等。

但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仍然需要最原始的操作。我必须亲自提笔在纸上写字才能算数。在联邦司法体系中，这才是我唯一真实的权力。我一定要将这个权力保留到最后一刻。

签字这个步骤很简单，真正复杂的另有其事。我估计绑匪肯定不愿到法院附近来，毕竟那是一栋由法警保卫的联邦大楼。他们肯定会要求在别的地方进行交换，比如在一个他们认为较为中立的地盘。但是，那份文件却必须在法院里进行签署，可法院显然不是什么中立的地盘，而是我的地盘。

因此，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几周来我一直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我又喝掉了一壶咖啡，太阳也升得更高了，可我还是没有想出解决方案。最后，我只得放弃了，进屋开始为接下来的一天做准备。我先快速地浏览了一下电子邮件，想最后再确认一下杰布·拜尔斯有没有通知我司法委员会的介入并要求我停止审理案件。不过，什么都没有，我依然是安全的。

我吻别艾莉森和萨姆，很快驾驶着自己的别克汽车开上了那条长长的车道。等开到尽头准备驶上公路时，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心中一下子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太相信什么征兆或迹象的。我不相信电台放的某一首歌是为了向我传达特定的信息，我也不认为彩虹除了表示天空中有水滴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含义。就算我愿意，我也没有能耐从杯底的茶叶中看出未来的走向。可是，在驾车转上公路之前，我最后瞥见了一小群秃鹫在空中盘旋。它们很可能正是啄食过赫伯·思里夫特尸体的那一群秃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