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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出了落地窗，踏上一条铺红石板的光滑小径，这条小径一直绕到车库前那片草坪的最远端。眼下，车库外停着的成了一辆镀铬的黑色大轿车，那个面带稚气的司机正在擦拭它。沿小径一直走，我俩到了那座暖房的侧面，管家为我打开门，站到一旁。进门是一间前厅，暖和得就像一个文火慢烧的烤炉。他后脚进了屋，关上外间的门，打开里间的门，让我俩入内。这下是真的热了。空气浑浊潮湿，蒸汽弥漫，混杂着茂盛的热带兰花腻人的香味。玻璃墙面和屋顶都结着浓厚的水雾，大颗大颗的水珠泼溅到下面的植物上。灯光带着一种不真实的绿色，像是从鱼缸玻璃里透出来的。这地方种满了植物，整整一大片，尽是恶心的肉状叶子和犹如刚洗净的死人手指般的花梗。那股味道就像在毯子下面焖烧酒精，难闻极了。

管家带我穿行其间，尽他所能帮我避开那些要打到人脸上的湿叶子。片刻之后，我们来到了植丛中央的一块空地，头上便是圆顶。眼前，在六面旗帜围成的六边形区域中，铺着一块陈旧的红色土耳其地毯，地毯上是一部轮椅，轮椅上有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他看着我们，那双黑眼睛早已黯淡无光，却依然如炉台上方画中人的眼眸那样墨黑，那样率直。他脸的其余部分简直是一张铅制面具：毫无血色的嘴唇，尖鼻子，凹陷的太阳穴和渐渐腐烂、外翘的耳垂。包裹他细长身体的——在这样的高温下——是一条旅行毯和一件褪色的红浴袍。他的手鸟爪一般瘦骨嶙峋，松弛地交叠在毯子上，指甲呈紫色。几绺干枯的白发死死扎根于他的头皮，好比野花在不毛的岩石上奋力求生。

管家站到他面前，说：“这位就是马洛先生，将军。”

那老者没动也没说话，连头都没点一下。他只是了无生气地看着我。管家把一张湿漉漉的藤椅推到我的腿肚子边，我坐了下去。他娴熟地一抄手，拿走了我的帽子。

这时老者把声音从井底一路慢腾腾提了上来，说道：“上白兰地，诺里斯。你要怎么喝白兰地，先生？”

“怎样都行。”我说。

管家走进那堆讨厌的植物丛中。将军又缓缓开口了，谨小慎微地用着他的气力，仿佛失业的舞女在用她最后一双像样的袜子。

“我从前喜欢喝加香槟的。香槟要像福吉谷[1]一样冰冷，底下倒上三分之一杯的白兰地。你可以把外套脱了，先生。对身体里还有血液在流动的人来说，这里太热了些。”

我起身脱去外套，摸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脸、脖子和手腕背面。八月里的圣路易斯跟这儿相比何足道。我重新坐好，不由自主想掏香烟，一转念手缩了回去。那老者注意到了这个小动作，隐隐笑了。

“可以抽烟的，先生。我喜欢烟草味。”

我点上一根，朝他喷出一大口烟，他像只鼠洞前的猎狗一样嗅着。一抹笑容若隐若现，牵起他阴暗的嘴角。

“事到如今，只好让别人代劳来放纵自己的恶习，倒也挺好，”他干巴巴地说，“你眼前的，是个纸醉金迷过后、麻木不堪的幸存者，是个双腿瘫痪、下身只剩一半的残疾人。我几乎什么也不能吃，已经无所谓睡觉不睡觉，跟醒着快没了区别。我好像基本靠高温才活着，如同一只刚出生的蜘蛛。那些兰花是建暖房的借口罢了。你喜欢兰花吗？”

“不太喜欢。”我说。

将军眯起眼睛。“它们是污秽的东西。它们的肉跟人类的肉很像。它们的香味里闻得到妓女的腐败芬芳。”

我张嘴注视着他。温和潮湿的热气像棺罩一样包围着我俩。老者点点头，他的脖子好似生怕承受不住脑袋的重量。管家推着一辆茶具车拨开植丛回来了，他给我调了一杯苏打白兰地，用一块湿毛巾裹好铜冰桶，徐徐钻进兰花丛，走了。植丛后面，门开了又关上了。

我抿了一口酒。那老者盯着我，一遍又一遍舔起嘴唇来，先缓缓描一片唇，再跨到另一片上，庄严专注得像葬礼上的殡仪员在干洗双手。

“谈谈你自己吧，马洛先生。想来我有权知道？”

“当然，不过没啥可说的。我三十三岁，上过大学，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拽两句文。在我这行里，这种时候不是很多。我以前在地方检察官王尔德先生手下做探员。他的探长，一个名叫伯尼·奥尔斯的人打电话来说您想见我。我未婚，因为不喜欢警察的老婆。”

“你还有点玩世不恭，”老者笑了，“你不喜欢为王尔德做事？”

“我被开除了。因为违抗命令。这门功课我得了高分，将军。”

“我以前也总这样，先生。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关于我的家庭你了解多少？”

“听说你丧偶鳏居，有两个女儿，都很漂亮，性子也都很野。一个女儿结了三次婚，最近一次嫁给了一个以前贩卖私酒的人，道上的名字是拉斯蒂·里根。我就听说这么多，将军。”

“有没有你听了觉得不一般的地方？”

“也许是拉斯蒂·里根那部分吧。不过我自己也总跟贩卖私酒的人打交道。”

他淡淡一笑，很节约力气。“我好像也是。我非常喜欢拉斯蒂。是个克朗梅尔来的爱尔兰人，卷头发、大块头，还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笑的时候嘴巴咧得跟威尔希尔大道[2]一样宽。第一印象觉得他也许就是你认为的那种人：一个偶然沾了‘天鹅绒’[3]的投机家。”

“你肯定很喜欢他，”我说，“都学会行话了。”

他把苍白干瘦的手插进毛毯边缘。我拿掉唇间的烟蒂，喝光了酒。

“他是我生命的元气——他还在的时候。他几小时几小时地陪着我，像头猪一样汗流浃背，用夸脱瓶喝酒，跟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他是I.R.A[4]的军官。他留在美国甚至是非法的。那桩婚事当然很荒唐，可能就维系了不到一个月吧。我把家里的秘密告诉你了，马洛先生。”

“秘密到我这里依然是秘密，”我说，“他后来怎么了？”

老者木然看了我一眼。“一个月前，他走了。事出突然，没有给任何人留话。没有向我道别。有点伤人，不过他是在一所乱哄哄的学校里长大的。总归会有他的音信的。其间我又遭人敲诈了。”

我说：“又？”

他的手从毯子下面抽出来，捏着一只棕色信封。“拉斯蒂在的那阵，谁要是妄图来敲诈我，只能认栽。他来的几个月前——就是说九、十个月前吧——我给了一个名叫乔·布罗迪的人五千块，让他放过我的小女儿卡门。”

“啊。”我说。

他纤细的白眉动了动。“‘啊’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