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浑身雪白的士兵

约塞连直接跑进了医院，决心永远待在那儿，不愿在他已完成的三十二次飞行任务之上，再多飞一次。他改变主意而从医院出来后的第十天，上校把飞行任务提高到了四十五次，于是约塞连又直接跑回医院，决心永远待在那儿，不愿在他刚刚多飞的六次飞行任务之上，再多飞一次。

因为他的肝脏，还因为他的眼睛，约塞连只要愿意，随时可以住进医院。那些医生无法诊断他的肝病，因此他每次对他们说他有肝病时，他们都不敢正视他的目光。他可以在医院里自得其乐，只要病房里没有人真的病得厉害就行。他的身体还算强健，有一次别的什么人得了疟疾或流感，他存活了下来，几乎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他能承受他人的扁桃体切除术，而不会为任何术后疼痛感到苦恼，甚至能忍受他们的疝气和痔疮，只是稍微有点作呕和厌恶而已。但是他不生病也就只能承受这么多了，超过这些，他就准备逃跑了。他可以在医院里放松，因为那儿没有人期望他做任何事情。他在医院里要做的不是死掉就是好起来，而他一开始就根本没病，好起来是很容易的。

待在医院里自然要好过身处博洛尼亚上空，或者飞越阿维尼翁，那是由赫普尔和多布斯操纵飞机而斯诺登在后舱奄奄待毙。

通常，医院里的病人远没有约塞连在医院外见到的多，而且一般来说医院里极其严重的病人也少些。医院里的死亡率比医院外低得多，也正常得多，很少有人不必要地死掉。人们对死在医院里的病因要了解得多，因而处理起来也整洁、有条不紊得多。他们虽不能在医院里控制死亡，但是无疑使之规矩听话了。他们教会了死神礼仪。他们虽不能把她挡在门外，但她在里面时举止得当，像位淑女。在医院里，人们死得雅致而有品位。这里完全没有医院外常见的那种对死亡的野蛮、丑陋的夸耀和卖弄。他们不会在半空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就像克拉夫特或约塞连帐篷里那个死人那样；也不会在阳光灿烂的夏天被活活冻死，就像斯诺登在飞机后舱向约塞连吐露他的秘密之后被冻死那样。

“我冷。”斯诺登喃喃道，“我冷。”

“好了，好了。”约塞连试图安慰他，“好了，好了。”

他们没有像克莱文杰那样离奇地逃入一片云层。他们没有被炸成血淋淋的肉块。他们没有淹死，没有遭受雷击，没有给机器绞烂，也没有在山崩中被砸得粉碎。他们没有遭拦路抢劫而横死枪下，没有在强奸中被扼死，没有被捅死在酒吧，没有被父母或孩子用斧头劈死，或者草草死于上帝的其他作为。没有人窒息而死。人们在手术室里像绅士那样流血而死，或者在氧气罩里二话不说地断气。这里完全没有医院外极为流行的“现在你见得着我转眼就见不着”的把戏，也没有“现在我还在转眼就没有了”之类的东西。这里没有饥荒或洪水。孩子们不会闷死在摇篮里或冰柜里，不会跌倒在卡车下面。没有人被活活打死。没有人开着煤气把脑袋伸进烤箱里，或者跳到地铁列车前面，或者从旅馆窗户呼地跳出，自由落体般地垂直下落，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速度着地，可怕地扑的一声摔在人行道上，像一只装满草莓冰淇淋的羊驼呢袋子，恶心地当众死在那里，鲜血横流，粉红的脚趾歪斜着。

综合考虑，约塞连常常还是宁可待在医院里，尽管医院有医院的缺点。治疗有过分周到之嫌，那些规定，如果留意的话，有很大的限制性，那里的管理者则太好管闲事。因为病人随时会来，他不能老是指望他的病房里有一群年轻病人同住，而且娱乐活动也并不总是那么有趣。他被迫承认，随着战争的继续，前线越来越近，医院的情况已经在持续变坏，尤其在战区内医院状况的恶化可谓特别显著，迅速发展的战况直接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他越往战斗深处去，人们就伤得越厉害，直到最终医院里来了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除了一死，他不可能伤得再厉害了，而他很快就死了。

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完全是由纱布、石膏和一支体温计构筑的，而体温计只不过是件装饰品而已，每天清晨和傍晚由克拉默护士和达克特护士平稳地放在他嘴巴上缠着的绷带中一个空空的黑洞里，直到那天下午克拉默护士读了体温计才发现他已经死了。约塞连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像是克拉默护士——而不是那个健谈的得克萨斯人——谋害了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倘若她没有读体温计，没有报告她发现的情况，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也许仍然活着躺在那里，一如他一开始就躺在那里的样子：从头到脚裹在石膏和纱布里，两条奇怪、僵硬的腿从臀部给吊了起来，两只奇怪的手臂也被垂直地拉了起来，粗笨的四肢全都绑着石膏，奇怪而无用的四肢全都被绷紧的电缆线和黑沉沉悬在他上方的长得离奇的铅砣扯在半空中。那样躺在那儿也许只是在等死了，但那是他所拥有的全部生命，约塞连觉得终止它的决定不大应该由克拉默护士作出。

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像一块铺展开的绷带，上面有个破洞；又像港口里一块断裂的石头，上面突出来一根扭曲的锌管。那天晚上他被偷偷送进了病房，次日一早大家就都看见他，从那一刻起，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除了那个得克萨斯人，全都怀着温厚怜悯的心情厌恶地躲开他。他们庄重地聚集在病房最远的隐蔽处，生气而又心怀恶意地低声议论他，反对把这模样恐怖的人硬塞进来，并且怨恨他明显地向他们揭示了那令人作呕的现实。他们都害怕同一件事情：他将开始呻吟。

“如果他真的开始呻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年轻时髦、留着金黄色小胡子的战斗机飞行员绝望地哀叹道，“那就是说他晚上也要呻吟了，因为他不晓得时间。”

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一直躺在那儿，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嘴巴上那个边缘粗糙的圆洞又深又黑，一点也没有嘴唇、牙齿、上腭或舌头出现的迹象。唯有那个和蔼可亲的得克萨斯人走上前去看视，他一天好几次走近，跟他闲谈多给正派人选票的事，每次打开话头时他都这么一成不变地问候：“你说什么，小伙子？感觉怎么样？”其他病人都穿着规定的栗色灯芯绒浴袍和解开的法兰绒睡裤，避开他们待在一旁，郁闷地猜想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在那里，纱布和石膏里面他到底长什么样。

“我跟你们说，他没问题，”每次社交访问后，那个得克萨斯人总是这样鼓舞人心地向他们报告，“这层厚壳底下，他实在是个正常的家伙。他现在只是有点怯生，有点不踏实，因为这里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又不能说话。你们何不干脆都到他跟前自我介绍一番？他不会伤害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