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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才发现，这些听众里有非常重要的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方面的专家，如果当时我知道有这些人在，我会变得软弱，更不会同意去演讲。接下来的整个会议过程中，话题总会指向我，大家讨论着他们的想法，有些人会来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可以帮助到你吗？”我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尽量回答他们。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回答我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很好，但我觉得很累。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大家都去吃晚饭了，我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帮助那些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我也已经跟他们说了我的经历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就算是晚饭时间，我也不能停下来。我坐在漆黑的房间里大哭，却害怕走廊里的人听到声音。

回到萨默医生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能够感受到这种程度的情绪很重要，并且为我能顺利完成演讲，在途中也没有处于分裂状态而祝贺。“这些对你来说变得更真实了。”

“是的，我觉得我是真的在说我自己。”

“奥尔加，你正在为没有家人的童年哀伤，我也为你的伤痛感到难过。我知道你可能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但这也没关系。”

我哭泣着道：“这种痛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能带走这些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好，这些事对你来说也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次会议后，我收到了许多来自法官团体、儿童福利管理员和家庭暴力组织的邀约，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会议上讲我的经历，我同意了大部分的邀约。每一次，我都会更加勇敢，内心充满激情，但也为自己这样的人生感到难过。

维罗妮卡离开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后，我依然在为我们援助的家庭暴力、性犯罪和儿童虐待的项目工作，我也积极为那些移民或者移居的工人妇女社团争取援助，由于她们是移民并且经济地位很低，她们是真正的弱者、被压迫的人。我的新领导同意我继续演讲，每一次演讲都会给予我很大的力量，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顺畅。我给大家看我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这样大家就可以与我内在的小女孩产生连接。多次下来，我可以告诉听众更多的事了，并且我觉得我成了更好的演说者，我可以观察听众的反应，正确调整自己的演讲内容。我已经习惯了飞行的过程。几个月后我已经不再需要萨默医生的录音带了，我可以自己催眠自己，上飞机放好自己的箱子，在位置上坐好，然后深呼吸，闭上眼睛，我会慢慢睡着。通常，整个飞行过程我都是睡着的，这样感觉很好。

在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工作了大概七年后，我离开了联邦政府，成为一名独立顾问，并且全职为儿童虐待、家庭暴力、性侵犯和创伤治疗工作。没过多久，我有勇气谈起小时候我曾经把分裂自己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一直这样生活着；我谈起自己是怎样用这样决绝的办法来适应被虐待，并且到我青年和刚刚成年的那段时间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面对世界。我让大家知道，我的分裂状态会让我更容易被邻居袭击，在学校也会被欺负，让我更容易成为性犯罪者的猎物。最后我谈及了我的哥哥们和轮奸，我在演讲结束的环节里加入答疑时间，我也为大家的体贴和关怀而感动。我建立了网站，提供我的训练和演讲内容，也提供专业帮助。

几年间，我只是提及分裂状态却没有提及DID，有时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时，我能够感受到他们一定知道我患过DID，但从没有人直接问出来。直到2005年，我发行了《一个幸存者的故事》（ASurvivor's Story）的培训视频，并且向国家性暴力犯罪资源中心投稿时，我才在公众面前公开我曾经患有DID的事。我最终完全站了出来，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

得到的回应出乎预料的好，我收到全国各地的电子邮件和邀约，去全国各地演讲。我感觉很好，我已经不再担心律师谈论心理方面的话题会出现的问题，我是从内心出发谈我的经历，这会是我一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