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无限制使用权

约翰·富尔顿医生坐在他耶鲁大学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放满了书，他在那对着录音机讲话。他在1927年买了一个原声的录音机，这个设备可以暂时把音频保留在录音机的唱片里，这台录音机很快被他视若珍宝。它使得富尔顿可以留存下来许多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好们往来的珍贵信件，这些人从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到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2]，再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Knopf）[3]。在许多个夜晚，他会开一瓶上好的马德拉酒，花上三四个小时来口述信件。第二天早上，他的秘书（之一）会誊抄好信件再交给他署上名。尤其在1948年8月24日的夜晚，富尔顿正写信给马克斯·兹恩德（Max Zehnder），兹恩德是一位年轻的瑞士生理学家。他在两年前访问了富尔顿的个人实验室，并对富尔顿的研究目的产生了兴趣。他的研究领域很特殊，是对“大脑血管在不同病理条件下的检测”，比如说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富尔顿当时没法把兹恩德安顿在他那里，但很快，一个新的机遇不期而至了。

“亲爱的兹恩德，”他在开头写道，“我有一个建议，或许你会感兴趣。情况是这样的：查尔斯·伯林盖姆医生是哈特福德一家大型精神护理中心（生活研究所）的负责人，在他的支持下，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小组给你准备了为期一年的成员资质，这个资质可以保证你的研究空间和平台，在1948到1949这一年中，你获准可以自由地对他们的前额叶切除案例进行研究。

富尔顿还提出了更诱人的条件，他可以同时给兹恩德提供一个在自己的耶鲁实验室供职的资质，虽然没有报酬，但对于任何一个年轻科学家来说，这一职位都可以让简历更加亮眼。不过他还是更多地强调，疗养院是做研究的绝佳之处。“斯科维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的下部切除前扣带眶面部分，以及下切布莱德曼（Brodmann's areas）9区和10区的技法非常先进。伯林盖姆医生为他的精神病素材提供了无限制的使用权。他们计划将这些案例在一年内推广到数百个案例中，并希望与生理学领域有所合作。”

第二天早上富尔顿的一个秘书转录了这封信，并在呈送给富尔顿署名之前，油印了一份副本。这个副本最终被移送到耶鲁大学的档案库里，和富尔顿所有以字母Z开头的信件一同放在一个灰色的无酸密封盒里。在那封信写完的60年后的某个下午，在一间天花板巨高的安静的阅览室里，这个盒子被放在我面前的一张木制长桌上面。

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记忆。

比如耶鲁大学这样的机构，他们就为保存这些记忆做足了工作，无论是在几天、几年还是几十年后，留存的档案使得这些记忆得以被唤起并再次经受检验。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过去很容易被理解，也并不意味着机构的这些记忆具有一种整齐而连贯的顺序，它们并不是那样。而这一部分，赋予了档案研究一种刺激感。这是一个很主动的过程，你得付出很多努力才能从中有所收获。“检索助手”只是你浏览档案时的一个粗略指南，你永远不会知道真正开始看这些档案后，你会发现些什么。有时你会感觉有点儿迷茫。我曾经把一个下午的时间花在了一沓发黄的剪切报上，那些报纸被富尔顿粘在小簿子上，内容大都是些新近的“发现”，比如下面这则1935年4月24日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新闻：

认为东方人冷漠无情的传统观念，已经由加州大学的G.M.斯特拉（G.M.Stratton）医生通过实验进行了阐释。他发现白种的印第安原住民要比中国人或日本人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反应。情感的测试是用一个大型的重锤，对每个种族的人的手，在几寸之外进行猛击。通常来说，美国人在被打之后更加控制不住自己。他们倾向于敏捷地抽开手，血压会上升，呼吸会变得急促，脉搏也会加速跳动。

而有时候这些巧合的发生，会揭示出意想不到的关联，你若是循着这些关联又再将它们连起来，你就可以建构出一个框架。在这个层面上，机构的记忆跟人类的记忆一样复杂而稳定。

马克斯·兹恩德接受了富尔顿的邀请，但他没有在生活研究所待很长时间。1948年1月6日，在疗养院任职大约四个月后，他写了一封辞呈给我外祖父，同时也密抄了一份给约翰·富尔顿。兹恩德的英文不是很好，但他还是能看出生活研究所负责人查尔斯·柏林盖姆和康涅狄格州立医院的院长本杰明·西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简直锱铢必较，不管怎么形容，马克斯·兹恩德就变成了一个走卒或者说囚犯。

“亲爱的斯科维尔医生，”兹恩德开始写道，“借此机会我要对您的好意深表感谢，感谢您在哈特福德对我的尽心照顾。您很理解我的处境和一些难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并不想搅进这些事情里，因为我不知道它们的发生背景，也并没有兴趣掺和进来。”兹恩德提到的困难之一是，院长西蒙“向我声明，我无权发表任何跟哈特福德生活研究所有关系的东西”。而那之后，伯林盖姆“又跟我说，除非斯科维尔医生要求，否则我不能离开研究所去到哈特福德医院，就算是审查也不行”。

而兹恩德抱怨最多的，是他到美国以后所做的研究。有的问题是由于一些简单的误会所致。比如说，兹恩德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所有接受过额叶切除的病人做一个全面调查，对“他们的所有病史做一个独立而详实的概括性记录”。辛苦工作了近一个月之后，他发现“整个调查已经由康涅狄格额叶切除委员会给包办了，”这使他自己调查的价值只能作为“一个优秀的英语练习，而不是科学工作”。

更令兹恩德不安的是，当他回顾了在康涅狄格州所做的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他看来，他们所做的额叶切除术实验，都缺乏了科学方法的基石之一：就是适当的控制。即是说，神经外科医生们切开病人的大脑并企图收获疗效和一些潜在的裨益，但是研究仅仅局限于这些病人身上，却并没有在那些大脑完好的病人身上进行最重要的对照研究。兹恩德强调，“在此之前所有的观察都缺乏对客观条件的控制，而这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以及精确的调查结果所必需的。”未来的额叶切除术研究者是“需要同时进行控制的”。因此兹恩德抱怨道，“我工作的成果以及我受雇于此的意义，都不足以让我产出一部达到科学严谨标准的著作。”

读完兹恩德的信件，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两位疗养院领导西蒙和柏林盖姆关系破裂的事。我知道伯林盖姆和富尔顿是很亲近的，在一封富尔顿给我外祖父的信件中，他将伯林盖姆称为“伯列”，我想他们的信件或许能够阐明这个问题。在我随后一次到访耶鲁大学档案室时，我要求打开28号箱子，里面有着富尔顿跟所有名字以字母B开头的人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