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

在达豪集中营（Dachau）解放两周之后，有三个人坐在废墟上，谈论着那些过去的暴行。其中两个是美国士兵，一个讯问员和一个翻译，另一个是被释放的犯人，他名叫安东·巴霍雷格（Anton Pacholegg），曾是位奥地利专利律师。他因为“跟犹太人打交道”而触怒了纳粹政府。这天是1945年5月13日。巴霍雷格自1942年底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就一直在里面直到现在。起先，他在营地里的职能是最基础的：清扫小巷子，帮着拖压路机，或者做一些砂石坑里的杂事。然而在1944年，他的职业背景引起了营地管理者的注意，他被转送到一幢大楼中的一间办公室里，这栋楼就是空军第一实验站（First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the Luftwaffe）。巴霍雷格告诉这两个美国人，实验站在他工作期间几次更名，头一次直接被缩短为“实验站”，后来到1945年3月才敲定最后的名字——实验站：为人类利益而进行活体实验（Experimental Station:Experimenting on Living Humans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巴霍雷格在实验站的工作就是编译那儿的实验报告。

实验的设计旨在为战争中的德军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说，德国飞行员常常被迫要在一些高海拔地区出舱门，当他们这样做时，低压力环境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肺脏损伤，血管破裂，以及由于体内氧气的体积突然较之往常扩大很多倍，而导致的各种其他副作用。航空技术兴起之后，热气球驾驶员发现飞到一定高度时，他们会感到急性的机体不适，科学家们为了理解高海拔环境下的生理机能而展开了实验。这些研究往往涉及将老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放到压力室，降低压力模拟高海拔环境，以此来观察会发生什么。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动物实验对理解人类独特的生理机能有多大的效用。“在达豪集中营，”巴霍雷格在营地的废墟上解释道，“纳粹设计出一个策略，从而完全放弃了动物实验。”

讯问员：你在这个实验站的工作是什么？

巴霍雷格：就是个普通职员。

讯问员：鉴于你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你能谈谈在实验站的工作程序里你所感兴趣的事儿吗？

巴霍雷格：首先，我想谈谈空气压力与空军相关的实验。德国空军们被装在一种底面1平米、高2米的木头与金属制成的箱子里面，然后运到达豪集中营来。有可能在这个小箱子里，对空气的压力进行了增减。你可以通过一个小窗口，来观察受试者在小舱房里的反应。这些小箱子实验的目的是检测人类能量，以及被测试者获取最大纯氧量的能力，进而测试他们在氧气递减——几乎是在无穷递减条件下的反应……简单来说就是用来测试一个人能够承受极端空气压力能力的实验手段。有的实验在人身上不会产生肉眼可见的效应，只能通过记录仪显示出来。但是也有的实验会出现极端状况。我曾亲眼从小舱房的观察窗口看见，一个犯人站在真空管里面，直到肺脏破裂。有些实验在人的脑内施加压力，他们会开始发狂并用力揪扯自己的头发，以此来缓解压力。他们会用手指甲撕裂自己的头和脸，在极度疯狂之下产生自残行为。他们会用力用手捶墙，用头撞墙，并且声嘶力竭地尖叫，来试图减轻鼓膜内的压力。这些真空管内的极端个案，都会以被试的死亡告终。一个极端的实验肯定会导致死亡，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小舱房就是用于例行死刑，而不仅仅是做个实验……实验通常要分为两组进行，一组是我们所知的活体实验，而另一组简言之叫做X实验，换句话说就是处决实验。

美国士兵的好奇心更加深入了，他们向巴霍雷格打探更多的细节，他便接着讲述起了实验站开展的很多其他实验。为了检测对弹片伤或者说其他前线常见伤害的治疗，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会弄伤犯人的肢体，并往里面塞一些金属和木头。有时他们等到里头生出坏疽，也有时为了加速进程，他们会往伤口注入坏疽的组织样本。伤寒是战场上的另一个慢性问题，所以数百名囚犯要先被感染上，然后被接种各种各样未经检验的疫苗。类似的实验也被用于疟疾的相关治疗，成千上万携带疟疾的蚊子被运往达豪集中营，并应用到囚犯身上。在其他一些实验中，囚犯被用子弹击中大腿，子弹上涂了各种毒药，而后毒药扩散的时间和犯人死亡的时间会被精确记录下来。

还有所谓的冷冻实验。在整个战争中，德国空军在北大西洋上空损失了许多飞机。他们的机组人员中，有不少人在被撞毁之前成功跳伞着陆，却冻死在寒冷的海水里。一些人从海里获救时虽然还活着，但最后到底还是死于体温过低。在达豪集中营，纳粹决定对耐冻能力的极限进行研究，并且寻找最为快速有效的方法来回升人的体温。这些特殊的实验主要在实验站的一个叫“五号街区”（Block Number Five）的地方进行。纳粹在那里安装了一个大木盆，有2米长，2米高。盆里装满水，不断往里加冰直到其温度降至大约3摄氏度，也就是刚好在冰点之上。囚犯要么被扒光，要么穿着标准的德国空军飞行服。他们通过直肠温度计来监测体温，通常要在盆里一直待着，直到身体被冰冻到25摄氏度，尽管他们在大约32摄氏度时就几乎都失去了知觉。最后他们被转移出来，人们试图让他们苏醒。有些人裹进毯子里，而有的人则被施以更为极端的复温策略。巴霍雷格告诉讯问员，“还有一个对这些半冷冻、无意识的人所开展的实验，是将一个人丢进不同高温的开水，来记录他从极度寒冷到极度高温的机体反应。那些受害者出来时，看上去像龙虾一样。有的人还活着，不过大多数都死了。理论上来说，我真不明白活下来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在访谈结束时，军队问讯员问巴霍雷格，在他供职于实验站的那么长时间里，他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补充的吗？

“有。”他告诉他们。

“我记得，”他说道，“我所编译的所有报告几乎都有个标志性结尾‘实验成功了，但病人死亡’。”

对安东·巴霍雷格长达九页问询的文字记录，最终成为美国纽伦堡军事法庭（United States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战后第一次审判的2428号文件。后来我们所知的医生审判（Doctors Trial）中的23名被告大多都是医生。公诉方开场陈词的第一句话直率而清晰：“此案中的被告被指控谋杀、虐待，并以医学的名义施以其他暴行。”事实上，所谓“医学”在德国已经败坏，因此根据首席检察官的要求，需要调整出一个新的单词来代而描述：“这个案件及其被告为词典编纂者们提出了一个棘手问题。目前，我们将这可怕的科学命名为‘死亡学’，即制造死亡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