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第3/3页）

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健康署（U.S.Public Health Service）启动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那是一项长期研究，在未来40年检测一组阿拉巴马州黑人的梅毒症状，而且在让他们感染之前没有告知他们。梅毒被耽误的话是致命的，不过很容易治疗：研究者本可以开几剂青霉素就挽救许多人的生命，然而他们为了观察疾病，选择了见死不救。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活体实验的态度都是极度功利主义的。如果科学的利益足够可观，那么几乎一切的成本都是合理的。在1895年的一篇名为《生命与学习的相对价值》（The Relative Value of Life and Learning）的文章里，一位名叫E.E.斯洛森（E.E.Slosson）的芝加哥大学著名化学家总结了这种态度，他写道，“一个人的生命在新的科学真相面前，轻如鸿毛。”他嘲笑了那些认为“科学的目的是治愈疾病，挽救人的生命”的人。并认为，“恰恰相反，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知识的进步，而牺牲掉一切人类的生命。”

纽伦堡审判中揭露出的可怕实验，佐证了这种心态所带来的“道德堕落”。而对于那些看客，纽伦堡审判也严肃地暗指了其他地方进行的实验中的科学伦理问题。的确，纳粹科学家的首席辩护人认为，他们所做的是一个科学家所应尽的普世而基本的职责，即使他们的实验或许极其残忍，但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实验总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很难去辩驳他们的这个观点。

1947年8月20日，法庭进行了裁决。裁决结果在人们意料之中，23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然而退一步说，纳粹实验只是在类型上不同于别处的医学实验，但是本质上并无二致。审判的裁定同样包含着一种对基本原则的新近声明，他们认为应该对从此之后对人类的研究进行规制。那套规制就是后来的《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虽然法典本身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它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范式，也激发了世界范围内很多与开展医学实验相关的法令的产生。《纽伦堡法典》如是说：

1.要求选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类实验对象，而且他们必须自愿，并且对实验有全面充分的了解。

2.实验的目标应该对社会有积极效应，而不能以其他方式牟利。

3.实验应该基于完备的先前知识（比如说动物实验已经产生的预期效果），以检验实验。

4.实验的设置方法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身心痛苦与损害。

5.实验没有任何理由在死亡或致残的风险下依然进行。

6.实验的风险要和预期的人道主义裨益相成比例（就是说不能够超过这种裨益）。

7.必须要提供准备工作和设备，来充分保护实验对象，规避实验的风险。

8.实施和参与实验的人员必须受过充分训练，并取得科学资质。

9.人类受试者可以在实验的任何阶段，感到身心无法为继时，立刻自由要求退出。

10.同样地，医学工作者在实验的任何阶段观察到后续将产生危险时，必须终止实验。

在纽伦堡审判还在进行时，查尔斯·柏林盖姆邀请诺兰·路易斯医生（Dr.Nolan Lewis）到生活研究所，去给他的员工们做演讲。路易斯是国际战争审判中的“精神病学顾问”，他的讲话定在1947年1月15日，题目是《纵观纳粹意识形态中的心理学因素》（Impressions of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Nazi Ideology），路易斯对第三帝国做了深刻的分析。

“要理解任何意识形态或社会发展，必须还原到他们的原初法律和基本原则的制定上。”他说，“与这次事件演化的宏观逻辑链并行的……就是个体发生的心理学事件。我们探究并学习了细胞、组织、器官以及个体在化学、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病理学范式。而在更高级的文化和政治领域，所谓的社会病理学现象会以一种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将许多医疗卫生的发展打进死胡同，甚至令他们退化。它们会使一部分文明出现停滞甚至被摧毁的情况，其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这种病理性倾向的规模与恶毒程度。而纳粹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病态中的一种。”

路易斯向听众们解释道，纳粹主义导致了德国人民的病态，对他们产生了一种非常显著的改变，使得他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他描述了纳粹是如何犯下滔天大罪的，“极度冷漠，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他们的道德低劣到“集中营里的尘埃秽物对纳粹的影响，都要比人类的苦难更深一些”。他接着告诉疗养院的人员，任何试图对纳粹进行基于一点点同情的理解都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必须停止这些想法。”他说，“事实上，这些纳粹在态度、思想和感觉上都与我们背道而驰。”

路易斯在讲话后，生活研究所的员工生活又回归到工作上，去照顾那些疗养院的客人。战争结束以来，某些事情有所改变。比如，不再强制性地定期停电，增加的预算也使新员工的招募和新的营建项目开始启动。不过另一方面，有的事情还是没变。疗养院还是继续着各种活动，柏林盖姆还是鼓励，将各种各样的复合治疗方法施用在主顾身上，他的处方还是囊括着热疗、水疗以及电击，更不必说外祖父所做的那些手术。他还是继续对新想出来的治疗方法进行试验。

例如在路易斯访问期间，伯林盖姆聘用了一位新的精神病学家，名叫M.马林·福切尔（M.Marin Foucher），他就在最近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其中也要用到一个和发热疗法室里的“棺材”很像的箱子，不过它有着截然相反的效用。主顾会躺放在箱子里，被固定在有两层带有橡胶管子的毯子里。冷冻溶液会被不断地压进管子里，同时患者的直肠里插着温度计，以此不断地监测着他们的体温。一旦体温跌破34摄氏度，患者会就会失去意识，直到一到两天后被移除出箱子。

马林·福切尔认为这种治疗很有前景，虽然尚不确定，但最终他还是在疗养院的科学日报的内刊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的文章题目是《低温症：治疗精神疾病的新方法》（Hypothermia:A New Treatment for Mental Illness），如大多数学者一样，他也很注重对前人相关研究的褒赞。但这次，他这种方法的科学革命性非常明显：在报告的第一段，他就指出了，他的灵感来源于“二战中德国人的低体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