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第2/3页）

这些审判证据确凿。除了诸如巴霍雷格这种目击者的毁灭性证词，纳粹自己也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活动，从而造就了大量的纸质证据。例如在1941年，一位名叫西格蒙德·拉希（Sigmund Rascher）的德国空军医生，目睹了达豪实验站的工作后，给第三帝国医学总务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拉希对现状痛惜道，在空军队伍中“我们并没有进行人体实验的可能，因为这些实验太过危险，没有志愿者会参加的”。拉希还指出，那些实验“此前都是用猴子，达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并征询道，集中营犯人是否可以供他使用。希姆莱的助理立即回信，告知拉希道，“囚犯们是当然可用的。”

在两年后的1943年2月17日，拉希向希姆莱报告最新进展，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新项目的简短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运用动物体温对急冻人体进行回温的实验》（Experiments for Rewarming of Intensely Chilled Human Beings by Animal Warmth）。其中记载了，将位于德国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的吉普赛女人们装船运过来，用她们来温暖低温试验中冻僵的男性囚犯。在8例实验中，实验对象被放置在一个宽敞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之间。女人被要求尽可能紧密地依偎着冻僵的人。然后三个人都被覆盖以毛毯。报告用图表描述了用一个或两个女子进行回温的相对速率，并记录到在一些特定个案中，冻僵的男子通过性交而得到充分的恢复。在报告的附信中，拉希谈到他开始时仅仅将囚犯“裸身丢到户外9到14个小时”来进行冷冻的实验。实验在隆冬时节进行，以取代冰水法。不过他觉得这个实验在另一处进行的效果会更好。“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类试验中，其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达豪要好，因为那个地方更冷，并且营地里有着大片的场地来进行秘密实验（实验对象在受到急冻时会大声叫喊）。”

控方强调，尽管实验之残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纳粹暴行的真正实施者，或许更加难以辨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符合我们通常对暴殄之徒的理解。“这些被告没有进行残暴的杀戮，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首席检察官说道。“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是虐待狂，以杀戮和折磨为乐，不过他们并不全是变态，他们也并不是愚昧之徒。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训练有素的医生，甚至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然而这些被告，他们全都深谙自己行为的本质，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在这方面有着道德操守和职业裁断，他们应该为这些大规模的屠杀和溢于言表的残暴折磨负责。”

然而，是什么令这一切成为可能呢？

根据指控的内容，答案是纳粹国家的指导原则造成了这种德国全民的“道德堕落”，而这种道德退化导致了他们对其他人种的生理摧残。控方声称，纳粹医生的罪行“是他们所信奉的罪恶教条的必然结果”。

审判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到快结束的时候，控方曾有效地证明了纳粹的“研究人员对人类那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实验行径，以及对他们所谓的治疗就像对待一次性的豚鼠”。

纳粹在达豪以及其他集中营进行的研究，大抵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持续性反人性活体实验，但那并非是历史上的首次实验。残缺总是可以揭示完整，纵观历史，破碎里往往充满了隐喻。大概公元前300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时代，有两个医生分别名叫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开创了人类解剖的技艺，虽然大部分的解剖对象都死了，但有证据表明，有人活了下来。古希腊历史学家克理索（Celsus）记载了两个医生工作的编年史，并如此描述——由于“痛苦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在更多的内部结构中，他们认为，那些对自己的身体结构一无所知的人无法治愈他人；因此有必要把尸体打开，仔细去观察他们的五脏六腑。他们认为，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无出其右，因为他们打开了活人的身体，受到国王判罪的犯人们的身体，他们仍在呼吸，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观察着那些内在结构，观察着它们的位置、颜色、形态、尺寸、结构、硬度、软度、光滑度、关联性、运作机制以及各自的衰退，还有某些部分是否被其他部分给附着或包裹着。”几百年后的公元前1世纪。埃及艳后克丽奥佩托拉（Egyptian pharaoh Cleopatra）亲自下令进行一系列对人类活体解剖的实验。当时有一个争论：是不是在子宫内男性胎儿比女性发展得要慢。据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克里欧佩特拉让自己的女仆人强制受孕，在不同阶段对她们进行活体解剖。

虽然活体解剖只是一种罕见的极端，但医学研究的历史中充满了涉及人类的实验，这些实验都让人不悦。例如在1796年，在注意到奶牛场工人几乎从未感染过天花后，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决定对其理论进行实证，他认为这是因为工人们接触了人们所说的牛痘，这是一种相对良性的天花病毒。他在自家园丁的儿子，即8岁的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手臂上划了一些小口子，然后将从当地挤奶女工的牛痘水泡中提取的脓液打进菲普斯的皮下。在之后几周里，菲普斯开始轻微发烧，疼痛，并且产生了牛痘的典型症状，最后痊愈了。6周后，詹纳再次切开他的手臂，而这次向他注入了天花病毒，即那个时期人们所知道的最为致命的疾病。菲普斯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所以詹纳一次又一次地让他感染了20次，菲普斯依然没有出现问题。最终，詹纳确定自己发现了天花疫苗。他的发现将改变世界，不仅根除了天花，更是促进了现代免疫学的发展，并启发了之后针对其他疾病的数以百计的疫苗的发展。今天我们可能会这样说，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爱德华·詹纳拯救的人类生命更多。基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很容易认为危害一个8岁男孩的生命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在其他一些案例中，那些推动医学突破的实验则更加令人不安，其实验过程也变得更为阴暗。

1845年，一个名叫马里恩·西姆斯（Marion Sims）的南卡罗莱纳医生，在14位黑人女性身上做了41年之久的外科实验，这些女人都是奴隶，是被当作私产买来作为活体实验对象的。他的手术旨在开发一种对膀胱阴道瘘的治疗方法，那是一种分娩中常见的并发症，而他在部分奴隶身上试验了多达30次，每人30次！那时麻醉药还正在起步阶段，所以他没有使用。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失败，并且在许多人因感染而死后，西姆斯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手术方法。然后他才开始在白人女性身上实施。西姆斯后来成为美国医学协会主席（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并被公认为现代妇科之父。直到今天，游客们依然可以在纽约中央公园看到一座比其真人更伟岸的青铜雕像，伫立在纽约医学会（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的街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