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第2/6页）

那一周，亨利做了大量的测试。很多测试都是他之前做过的，尽管他并不记得了。米尔纳和她的研究生再次测试了亨利的智商、他对数字的即时回忆能力、他在镜中画星的能力等等。米尔纳想知道，是否时间的流逝会给亨利的结果带来什么改变。然而其并未带来任何显著的改变。米尔纳也允许她的研究生们自己花时间和亨利工作，让他完成一些新测试，只要他们觉得这种测试能够带来启发。亨利当时还没有出名，但是他作为研究被试的独特重要性已经很清晰了。即使是在研究中心，在这里与脑损伤病人工作已经成了常态，亨利依然非常特殊，他双侧大脑的损伤、他的深度遗忘、他在科学上无可置疑的用途，这些都非常重要。

科金那一周第一次见到亨利。她在研究中心的走廊上朝亨利和他母亲挥了挥手，然后就带着亨利回到了测验室。科金和亨利简单地聊了会儿，聊他们共同的故乡哈特福德。科金的妈妈和亨利一样，曾经也上过圣彼得学校，而科金于1937年出生在哈特福德医院，正好在亨利转变成病人H.M.的16年前，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诞生于外祖父的手术室。亨利比科金大11岁，但两人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亨利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但科金认为她所受的是特权式的教育，然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聊过一会儿之后，科金让亨利坐在桌子前，并抽了一张凳子坐在他对面。桌上放着触觉引导迷宫，尽管迷宫前面挡着一块屏幕，因此亨利看不到它。科金解释了测验的步骤，然后给了亨利一支铁笔，抓着亨利的手放到迷宫的起点。科金温柔地引导着亨利完成迷宫，让他了解了一个基本的方向，然后又把他的手放到了起点。科金松开手，拿起秒表和铃铛，亨利开始了。

亨利第一次完成迷宫几乎犯了80次错误，每次都惹得科金摇铃。第二次和第三次，他犯的错误稍微少了点，直到他第十次尝试，又有了一些进步，只犯了72次错误。然而，到第11次，亨利的成绩又退回去了。他犯的错误甚至超过了80次。科金用迷宫测试了他两天，数十次地观察他，发现在他犯的错误方面，他几乎毫无进步。很明显，亨利的遗忘症使他没法记得正确的路线。这并不令人吃惊。然而，之后重新回顾这些数据时，科金注意到了一件事：尽管亨利总的错误率并没有降低，但他完成迷宫的时间有进步。在亨利第一次尝试时，他花了大约90秒完成测试。而最后一次测试时，他只花了不到40秒。因此，尽管很明显，亨利并没有学会走迷宫本身，但他还是学会了些什么。尤其是，他越来越熟悉走迷宫的物理步骤，熟悉拿着铁笔穿越隐藏的迷宫。和很多人一样，亨利一开始移动铁笔很慢、很笨拙，但是最后，他对铁笔的操作变得快速而自信。这和米尔纳给亨利做的镜像测试的结果非常类似。这也是另一个证据，证明亨利的程序性记忆、如何做一件事的记忆并未受损。然而，这种令人振奋的差异就在于，科金的触觉引导迷宫确实既展现了亨利未受影响的程序性记忆，同时也展现了他受到摧毁的陈述性记忆。在这样一个精妙的实验中，亨利的优点和弱点第一次同时展露无遗。

对于像科金这样的年轻研究生而言，这可是令人兴奋的时刻。这也是关键时刻，尽管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亨利也没有，但这最初的会面正是科学史上研究被试和研究员之间最为紧密的那段关系的开端。科金在1964年7月提交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男性局部脑损伤后的躯体感觉机能》（Somesthetic Function After Focal Cerebral Damage in Man），尽管亨利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个配角，但他已经开始成为科金事业中的主角。

从麦吉尔大学毕业之后，科金从蒙特利尔搬回了新英格兰，在麻省理工心理学系任教。这是个新系，一位名叫汉斯·卢卡斯·托伊伯（Hans Lukas Teuber）的德国移民创立了这个系，同年科金就成了托伊伯最早招聘的员工之一。托伊伯来到麻省理工之前，顺道去了哈佛和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他凭借着严谨的研究已经，树立了名声，尽管他研究的脑损伤个案大都是战争的产物，而非手术的产物。当时，托伊伯的大多数研究被试一直都是老兵，那些人都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贯穿性脑损伤，托伊伯用绝妙的测试，发现了损伤的大脑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并且还推测正常大脑如何运作。正如托伊伯所言，他认为脑损伤是“自然的实验”，而且他还热衷于倡导研究脑损伤的价值，认为“对大脑机能障碍的研究，可以作为一种线索，来认识中央神经系统运作的一般模式”。托伊伯也想将他的这种损伤方法注入他在麻省理工建立的心理学系。

科金显然很合适。像她的新老板一样，科金也积累了大量和脑损伤病人一起工作的经验。但她的病人不像托伊伯的病人，科金的大多数研究被试都不是“自然事故”，而是有意的手术的产物，这些病人当中，病人H.M.当时毫无疑问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脑损伤病人。当时的科学家们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他们称H.M.很纯粹。纯粹这个词与道德或是卫生并没有任何关系，其完全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外祖父的手术创造了一个活的、能呼吸的测试对象，其大脑损伤能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求记忆的神经学基础。倘若没有这种手术，那么像亨利这样的病人就不会出现。正如科金在多年之后的解释，托伊伯习惯于研究的那些士兵，那些被击中头部的士兵，很难设想他们的大脑能够像亨利的那样：“要得到一个纯粹的病人很难得。因为要是两边海马都被击中，那你就死了。我觉得死掉是最为可能的结果。”

托伊伯认识到了亨利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认识到了科金与亨利关系的重要性，更别说她与布伦达·米尔纳、威廉·比彻·斯科维尔的私人关系。托伊伯通过雇用科金，他得到的不仅是一位使用他所中意的脑损伤方法的一流科学家，还有一位世界一流的脑损伤病人。的确，科金进入麻省理工不久之后，托伊伯就开车去了外祖父在哈特福德的办公室，这是他的第一次拜访，之后还有很多很多次。亨利就在那里等着他，而且亨利还和托伊伯一起驾车回到了坎布里奇（Cambridge）。他们把车停在一栋新的红砖建筑外面，这座建筑叫做“临床研究中心”，托伊伯领着亨利进入了一间小卧室，亨利要在这里住上两周。在这第一次会面之后的40多年中，亨利来了临床研究中心54次，有时候会在这里待上一个月。大量的临床数据开始堆积起来，这成了史上在单个研究被试上积累的数据量之最。然而对于亨利而言，这个新家并没有比他第一次到访时显得更为熟悉，当时他在夜里三次跑向护士，并且提出了一个充满歉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