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必须去尼亚加拉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神经解剖学家雅各布·安内瑟经常开着一辆红色的保时捷944，但是2006年夏季的一天，他却是一辆不知名轿车的乘客，他看着窗外老造纸厂的红砖厂房一闪而过。安内瑟当时正在康涅狄格州温色洛克市（Windsor Locks）的主大街上，离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远，他要去那里第一次面见亨利。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的那栋楼曾经是一个汽车旅馆。中心的旁边有一条运河流过，还有几条铁路穿过。中心在公路的西边。说实话，安内瑟很吃惊，因为开车载他的苏珊·科金并没有让他取下包。即使在见到科金之前，安内瑟就听说过，科金对她那珍贵的测试被试是多么保护，她不遗余力地审查那些研究者，要求他们签署保密协议，不允许录音等等。科金通过接触亨利而建立了一番事业，而她不可能让别人也掺和进来。

然而，当安内瑟向她要求这次会面时，当他告诉科金，他想在亨利还活着的时候至少见一次亨利时，科金同意了。

轿车开进了疗养院的停车场，钻进了一个空车位。安内瑟和科金下了车，一起走进了大厅。安内瑟就在这里第一眼瞟到了亨利，那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肥胖的老人。亨利以一种呆滞的神情看着他，眼神中并没有表现出他认出什么。他回应了他们的问好，但是回应得很勉强。亨利每天都在服用很大剂量的抗痉挛药、抗精神病药、抗焦虑药、抗抑郁药、薄血药，还有各种其他药物，包括阿普唑仑（Xanax）、思瑞康（Seroquel）、硫利达嗪（Mellaril）等。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至少摔倒扭伤踝关节两次，而且他的臀关节也在1986年换过一次。他的骨头很脆。他两年前中风了。1953年，亨利患上了严重的遗忘症，现在则患有痴呆，痴呆损伤了他的智力，而所有这些药又加重了这种损伤。他成了科金所谓的“轮椅上的药房”。很偶然，亨利的衰老对科金而言，暗示着一些新的实验。在另一次会面中，她问亨利，他觉得自己多大了。亨利猜自己可能30多岁。然后科金给亨利照镜子。

“你觉得自己看起来怎么样？”当亨利疑惑地看着自己的皱纹时，科金问道。

“我不是个男孩了。”最后，亨利回道。

科金和安内瑟把亨利的轮椅推进自助餐厅，亨利用一根吸管喝着饮料。安内瑟是一位健谈而外向的人，他试着和亨利交谈，但亨利很少回应。他坐在那里，沉默地喝着饮料。最后，有个人拿走了饮料，安内瑟和科金站了起来，把亨利推回了他的房间。他们对亨利说了再见，说得很大声，以确保他能够听懂。亨利的听力也衰弱了。自1986年开始，亨利就患上了严重的耳鸣，也许是狄兰汀（Dilantin）的副作用，这种药有时会导致耳朵里整天整晚的有一种不间断的恼人的嗡嗡声。亨利还曾向疗养院的员工请求给他一把枪，这样他就能一枪崩了自己的脑子。

当然，亨利的脑子就是这次会面的重点。这也就是为什么科金允许安内瑟过来，为什么她愿意解开这层面纱。她需要安内瑟这样一位有特殊技术的人。而安内瑟也非常感谢科金让他见亨利，很高兴有一次见到亨利，并和他待一段时间的机会。自研究生时代起，安内瑟就发现，无名死尸是最难出成果的。如果你在这个人成为尸体之前，就对他有所了解，那么这就容易多了。

自从外祖父切掉了亨利脑子里的一块之后，科学家们就一直试图看看亨利的颅骨里到底是怎样的。那次手术之后的前三十几年里，亨利接受了无数次CT和X光检查，尽管这些技术各有优劣，但没有一种可以完全令人满意。这些技术提供给科学家的，最多只是亨利脑子的模糊图像，就像透过涂满凡士林的透镜观察一样。

核磁共振影像是一种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明出来的技术，麻省理工在80年代广泛地使用了这种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的图像，但亨利直到1992年才第一次接受核磁共振扫描。这种延迟是因为害怕，把亨利放进核磁共振仪可能会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杀死他，因为外祖父留了几个金属夹在亨利脑子里，而核磁共振仪又是通过强力的电磁场来工作的。这些夹子是用来夹住亨利脑子的某些血管和脑膜的，并且有助于在术后的X光扫描中看到脑损伤深度。如果一个人拿着一串钥匙走到核磁共振机附近，那么那些钥匙可能会飞起来，以很高的速度朝机器里面飞过去。倘若亨利脑子里那些夹子是磁性的，那么类似的事情就可能发生，而这显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夹子不是磁性的，在核磁共振机的强大磁场下，一切金属物体都会被加热，而如果亨利脑子里的夹子被加热到太高温度，也会导致很多问题。

当然，这些夹子很有可能是安全的。一位同我外祖父一起工作的神经外科医生告诉科金，他相信外祖父在给亨利做手术时用的这些夹子，都是来自于一个叫做科德曼与舒特莱夫（Codman＆Shurtleff）的生产商，这家公司也制造了外祖父订制的环锯。在给科德曼与舒特莱夫公司打了一通电话之后，结果发现他们在50年代早期销售的夹子基本都是由银或者钽制成的，而这两者都是非磁性的，一篇文献综述也写道，在核磁共振扫描时，这些非磁性的夹子不太可能加热到某个危险的温度。可能也存在着风险，很难想象毫无风险，但是团队也决定，即便有风险，扫描也值得一试。因此，在1992年5月，在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马蒂诺成像中心（Martinos Imaging Center），亨利躺在一副担架上被送进了核心磁场达15特斯拉[1]的核磁共振仪，磁块旋转发出的噪声灌进了他的耳朵，噪声太大以至于导致他永久耳鸣。亨利没有表达不舒服。很明显，他脑子里的夹子也没有变动，没有升温。科金之后说，她根本不认为会有风险，一点儿都不担心。

而在相邻房间的一扇沉重的大门背后，科金和她的同事盯着一台电脑的屏幕，激动地看着亨利大脑的横截面幽灵般地开始显现，自我外祖父在40多年前给亨利切了一刀之后，这副图像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视野。在这40多年中，科学家们对亨利做了无数次实验，积累了人类研究被试中数量最多的临床数据。突破性的一次研究，就试图把他们所知的亨利的遗忘症以及其他缺陷，与亨利的脑损伤联系在一起。最终，他们有机会看到，并测量这些损伤，而不是依靠着我外祖父对损伤大小的猜测，也不是看着更加原始的神经影像技术造出的那些模糊图像。在对外祖父的手术对亨利的大脑造成了多大影响进行测量的十几年之后，科学家们拥有了最好的机会，来亲眼看看这些损伤，也就是带来这些影响的源头。很偶然，扫描所得到的第一份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些损伤似乎基本上没有外祖父在术后报告中所估计的那么广泛。外祖父在报告中称，他损毁了亨利的整个双侧海马结构，距离将近8厘米，而核磁共振的图像显示，大脑两个半球都至少保留了两厘米的海马组织，左半球保留的组织比右半球还更多一些。扫描也显示，亨利的小脑，也就是脑干上方那块负责运动机能和协调性的结构，萎缩成了很小一块，这很可能是亨利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服用的抗癫痫药物带来的结果。此外，外祖父的抽吸导管还损毁了亨利的大部分嗅皮层，这应该可以解释他的发音问题，以及区分不同气味的困难，后者被广泛地记录在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