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必须去尼亚加拉看尼亚加拉大瀑布（第3/4页）

一年之后，在科金的要求下，亨利的老房东莉莲·赫里克的儿子托马斯·穆尼提出了他的申请。这份草案用的也是肯尼迪用过的模板，尽管有些信息不尽相同。亨利的缺陷有更多细节上的描述：“亨利·莫莱森的神经学状况是整体性遗忘症，这是一种严重的记忆损伤，使得他无法有照顾自己的主观意志。”而且，肯尼迪的申请声称亨利已经没有近亲了，而穆尼的申请则声称他自己就是亨利的表兄。然而，有一件事在两个申请里是相同的：除了提出申请的监护人之外，苏珊·科金都被列为“利益相关群体”。

穆尼、亨利、律师麦圭尔会面的时候，麦圭尔喜欢上了亨利。“我对莫莱森先生的友好、幽默感、智慧以及我们共同的志趣而印象深刻。”麦圭尔之后写道。在这次会面之前，科金已经简要地告知了亨利的情况，她给他打了电话，寄了一封信以及一篇杂志文章，因此正如麦圭尔写道，他知道亨利是个“特别的人。他是在全世界被研究、被描述得最彻底的一位神经学病人”。麦圭尔在那次会面中评论道，亨利“可以很清楚地说起他年轻时候的记忆，包括他就读的学校、他的家庭住址、7岁那年所受的伤，这次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癫痫，以及他的工作经历。他的遗忘症尤其非常明显，他重复回忆了很多次，显然他忘记了自己已经说过这件事了。和莫莱森先生交谈非常容易且舒服。当我问他，他是否能让穆尼来尽职照顾他时，他的回应是他很高兴能得到帮助，只要这对穆尼来说不是太重的负担。”

在法院记录的文件中，穆尼有时候被称为亨利的表兄，有时又是侄子。当麦圭尔问起亨利时，亨利说，他觉得穆尼可能是他第二或第三代表兄。事实上，倘若穆尼和亨利真的有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也非常远，即使查询亨利好几代的家族历史，都很难发现这种关系。然而，根据麦圭尔对那次会面的说法，他也被引导倾向于相信穆尼是“莫莱森先生唯一已知还活着的亲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使得穆尼成了一位合适的监护人候选人。毕竟，一个人的近亲应该会真诚地关注这个人的幸福。而问题在于，这并非真相。在他们会面之时，亨利至少还有三个第一代表兄住在康涅狄格——弗兰克·莫莱森（Frank Molai-son）、马乔里·拉姆斯多尔夫（Marjorie Ramsdorf）、迈拉·克罗利（Myra Crowley），他们在血缘上都比穆尼更加亲近亨利。而这几个人都联系不上。

在那次会面中，亨利反复说着有关他童年时去水牛城（Buffalo）旅游的故事。穆尼问他，去水牛城的途中是否见过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没有，”亨利说，“在水牛城看不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穆尼和麦圭尔笑了，四天之后，也就是1992年11月17日，温色洛克遗嘱检验法院正式指定托马斯·穆尼为亨利的监护人。

穆尼一直担任着亨利的监护人，直到亨利死去。对穆尼而言，这份工作并非如亨利所烦忧的那样，是一种全然的负担：亨利的日常需求都有疗养院处理，而除了必要的职责之外，穆尼并没有承担太多责任。的确，四年之后，即1996年，当法院跟进评估穆尼的监护工作时，一名叫做玛丽·贝尔加米尼（Mary T Bergamini）的律师提出了如下报告：

莫莱森先生的情况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没有改变。他目前住在比克福德疗养院。自1992年起，他就是福利接受者，而且比克福德疗养院直接接受了他的社保和国家补贴。他每个月能得到30美元用于解决个人需要。记录显示，托马斯·穆尼在1992年11月17号被指派为他的监护人。我试图联系穆尼先生，但没有成功。疗养院告诉我，他们与穆尼先生也没有联系。然而，很明显的事情是，莫莱森先生的财务和个人事务都由比克福德的行政机构在打理。对于莫莱森先生的继续监护当然是必要的。问题似乎是，穆尼先生是否应该继续拥有这种资格。我对被申请人目前状况稳定并无异议，他的个人和财务事务都得到了管理。

在简要地听了这个问题之后，一位遗嘱法院的法官同意，保留穆尼为亨利的监护人，尽管穆尼并没有牵涉到亨利的生活。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方面，穆尼还是非常用心的。自他监护亨利开始，直到亨利去世，他一直都支持苏珊·科金继续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不论科金和她同事想要做什么样的实验，穆尼都签署同意书。同样，当科学家是否能在亨利死后继续实验这个问题出现之后，穆尼也没有表示反对。事实上，在成为亨利的监护人一个月之后，穆尼就回到了亨利的疗养院，参加了一次三方会面。这一次，第三方正是苏珊·科金。她向穆尼解释到，如今穆尼是亨利的监护人，他可以提前合法地准许将亨利的大脑作为死后遗产，送给麻省理工和麻省总医院。科金当时带了一些必要的纸面文件，包括一份“大脑解剖授权书”。在这份文件的底部，有这样几行：

我，托马斯·穆尼，是法院指定的亨利·莫莱森的保护人。我目前也是和亨利·莫莱森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我由法律授权，负责亨利·莫莱森余下的生活，直到他死亡。我据此授权，将整个大脑样本的移除、保留、使用权，交给麻省总医院和麻省理工学校大脑和认知科学系（或其他机构），用于其诊断或研究的目的，以便研究亨利·莫莱森的死因以及其他医学知识。

穆尼签了名。

2002年，苏珊·科金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的公寓中举办了一次晚宴，这是第一次商讨在亨利死后，如何处置其大脑的回忆。尽管科金是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对我们颅骨中这个大概3磅重的引擎进行检查和分析并非她的专业领域。但她在当晚所组建的团队弥补了这种不足。当时席上的有神经病理学家、系统神经科学家、神经解剖学家，他们在研究大脑灰质本身这方面而非研究灰质所主导的行为方面，比科金更有经验。

这个团队争论的某些主题非常具体。比如说，亨利的大脑应该在他死后再次用核磁共振扫描一遍，这一点很清楚，但是具体扫描的次数，用于扫描的机器的功率成了争论的问题。核磁共振仪当中磁场的强度是由特斯拉这个单位衡量的，科金认为可行的仪器的强度范围在1~7特斯拉。尽管更高特斯拉的机器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图像，但这些机器也可能给其扫描的组织带来更高的热量。团队计划扫描亨利的大脑数个小时，从而得到最精确的图像，但他们也想要确保，这不会加热大脑到太高温度，以至于其物理完整性受到损伤。同时，他们希望尽快扫描大脑，即便大脑还在亨利的颅骨里，他们想要在大脑开始出现任何衰退之前，就取得数据。这些都很明显需要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