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病人H.M.(1953-2008)（第2/3页）

我已经在育空地区生活超过三年了。2006年9月，我女儿安雯在白马市总医院（Whitehorse General Hospital）出生不久之后，我就从亚特兰大搬到了这里。说来话长，安雯她母亲和我童年就相识了，那时我们都是从墨西哥城（Mexico City）移居国外的孩童，我们常在一起玩耍，但成年之后，我们却没有了联系。她在90年代结婚了，然后搬到了白马市，之后又离了婚，但仍然住在育空地区。2005年秋天，我们在一次去厄瓜多尔（Ecaudor）的惊险旅途中再次相遇，这次旅途开始非常顺利，但最后，我们都被困在了哥伦比亚（Colombian）边境上，一座名为拉戈阿格里奥（Lago Agrio）的石油小镇。我们进入小镇的那天，反石油工业的抗议分子们占领了这座小镇，他们封锁了所有进出口，拆除了桥梁，围隔了机场。最终，军队被叫来处理这种情况，但结果更糟糕。汽油燃烧瓶、催泪瓦斯、我们共住的酒店房间，这一切使得我们的友谊发生了质变。

几个月之后，我们再次见到了彼此，当时她飞到墨西哥来过圣诞节，而我在那里完成了工作任务。她走了几周之后，我在卡特马科（Catemaco）给她打付费电话，这是韦拉克鲁斯（Vera Cruz）附近的一座小镇，以湖螺和巫术闻名。我那时带着部数码相机，她在电话里说她怀孕了，我一手拿着电话，一手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想要记录下这一刻，我知道这一刻，我的生命永远地改变了。

我们中有一个人得搬家，而我的工作没有固定办公场所。

安雯出生后，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了两年，然后我们又分开了。我搬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地方。我有稳定的工作任务，并以我的故事作为交换，通常都是漫长的道路。我去了南极洲，跑了马拉松，我去了得克萨斯州（Texas）的拉雷多（Laredo），采访了一位青少年的职业杀手。我去了阿拉斯加州（Alaska）的瓦西拉（Wasilla）和托德·佩林（Todd Palin）一起冒着生冻疮的危险滑雪橇。那个12月的中午，我从牙买加（Jamaica）回来，在那里，我和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待了一周，他当时大多数时间在吃垃圾食品，玩《使命召唤》（Call of Duty），练习他嘻哈转盘的技术，这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即我曾经听说过的一句话，成功是努力和专注的结果，这似乎并不正确。

我密切地关注着亨利的故事很多年，读了很多关于他的新闻。当他去世时，他名字上的面纱掉落了，我发表了许多悼词，最终这些悼词变成了一条细流。我为“亨利·莫莱森”编辑了一条谷歌快讯，在他死后的几个月里，这条快讯总是定期提醒我，让我写些新的，有关亨利的小栏报道。

然而，在咖啡店的那个中午，谷歌在我的收件箱里塞满了故事。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给大脑观测站建立的一个网站链接。我点开了这条链接，过了一会儿网页才打开。在我浏览器的中央，育空地区宽带网正在加载一段像素风的小动画。视频很暗，因此我提高了屏幕的亮度。视频中央有一块儿白色的方块，占据了主要的空间。正方形周围弥漫着干冰烟雾，就好像你在魔术秀上看到的那样。而白色方块的中央是一团椭圆形的物体，它是粉色的。一条银色的金属棒从下至上，缓慢地扫过正方形。金属棒一边扫，那团粉色的物体就一边蜷缩起来，形成一些无规则的沟壑，就像海浪的边缘一样，但是速度要慢得多。当金属棒移动到方块顶端，走完整个粉色物体的长度，一只人手出现了，手上戴着紫色的医疗手套，握着一支画笔。画笔轻轻拍打着粉色的物体，让它从白色方块上完全分离出来，然后将它放进了一个独立编号的盘子里，盘子里满是某种溶液。之后金属棒又回到方块底部，再重新开始。

尽管努力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在亨利活着的时候见到他。

然而现在，随着我在电脑上的敲击，我和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看着这场亨利大脑解剖的直播。

就像这样，我总是跟不上亨利的节拍。

我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咖啡，看着亨利的大脑被慢慢切片。视频播放得很慢，偶尔戴着紫色手套的手会拿出一张贴在棍子上的黄色便利贴，将它放到镜头前，便利贴上写着一些琐事。

“现在听听《白色相册》（White Album).”一张便利贴上写道。便利贴背后，切片解剖还在继续。

在大脑切片完成不久之后，我第一次拜访大脑观测站，在雅各布·安内瑟那玻璃墙的办公室里，他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放着一本薄薄的书。和书架上其他很多书比如《错误研究》（A Study of Error）、《连环谋杀综合征》（Serial Murder SynDr.ome）、《灾难中的人和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理性时代的肉体》（Flesh in the Age of Reason）、《开放和封闭的心灵》（The Open and Closed Mind）等不同，这本书并没有很生动的书名。然而，这本由柯宾连恩·布罗德曼（Korbinian Brodmann）所著的《大脑皮层中的定位》（Localisa-tion in the Cerebral Cortex）对安内瑟而言生动无比。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09年，书里包含着很多精致的手绘人脑图，图把人脑分为52个所谓的布莱德曼区，每一个区域都有独特的神经组织以及神经机能。布罗德曼通过将显微镜研究和组织学结合，区分出了大脑的这些区域，他完成得非常好，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全。从那片未知的大脑皮层荒地开始，布罗德曼构建出了心灵的兰德·麦克纳利（Rand Mc Nally）地图集，外祖父就使用了这份地图集来指导其手术，如今，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也还在使用它。

作为一名解剖学家，安内瑟非常钦佩布罗德曼的工作，甚至还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写了一篇文采奕奕的赞词。然而，他希望让布罗德曼的老图完全作废。

而这正是大脑观测站的任务。

倘若柯宾连恩·布罗德曼创造了心灵的兰德·麦克纳利地图，那么雅各布·安内瑟则创造了心灵的谷歌地图。

从安内瑟的办公室走出来不远，路过一台进口的咖啡机，穿过一道密封的安全门，就到了潮湿的实验室。在实验室的远端，几台高大的、玻璃前面板的冰箱靠墙竖立着。其中好几台冰箱里都装着些塑料桶，尽管塑料没有玻璃那么透明，但也能看到塑料桶里装着什么。里面装的大脑大部分是人类的，但也有一颗是海豚的大脑。海豚的大脑明显比人类的大脑大，但安内瑟也提醒到，过多地关注尺寸可能是一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