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3/6页）
我们睡到拂晓。波尔多街道跑的是高音喇叭汽车：
“灭鼠战役，灭鼠战役。免费发放灭鼠药，免费发放灭鼠药。请大家到汽车这里来领取。波尔多居民们，灭鼠战役……灭鼠战役……”
我和父亲走在市区街道上。汽车从四面八方冲出来，鸣着笛猛撞向我们。我们慌忙躲进门洞里。我们就是美洲的硕鼠。
*
我们终归得分手了。开学的前夕，我将衣橱里的东西胡乱扔到屋子中央：有萨尔克和康朵迪领带、开司米套衫、多塞披肩；成套服装有克律德、卡奈特、布鲁斯·奥罗福松、奥罗森等牌子的；还有浪凡睡衣、亨利念心儿手帕、古驰皮带、杜维和马歇尔皮鞋……
“喏！”我对父亲说道，“这些您全带回纽约，作为对您儿子的念想。从今往后，贝雷帽和高师文科预备班灰渣色校服，就将保护我不再胡闹。我要放弃黑猫和总督牌高级香烟，只抽灰色烟叶。我要申请加入法国国籍。我要彻底融入法国。我还要像德雷福斯和斯特罗海姆那样，参加军国主义犹太人团体吗？看情况吧。眼下，我要效仿布鲁姆、弗莱格和亨利·弗兰克，准备念高等师范学校。马上就把圣西尔军校当作目标，那就未免笨拙了。”
我们在豪华饭店酒吧，最后再喝了一杯杜松子酒。我父亲穿上了旅行服装：头戴一顶红丝绒鸭舌帽，身穿鬈毛羔皮袄，脚穿蓝色轻便鳄鱼皮鞋。嘴上叼着他那帕塔加斯雪茄。一副墨镜遮住他的眼睛。他流泪了，我是从他说话的声调发觉的。他心情太激动，一时忘记这个国家的语言，讷讷讲了几句英语。
“您能去纽约看我吗？”他问我。
“我看不可能，老伙计。要不了多久，我就离开人世了。刚好够我考入高等师范学校的时间，也就是同化的头一个阶段。我向您保证，您的孙子一定能当上法国元帅。对，我要争取传宗接代。”
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我对他说道：
“别忘了从纽约，或者从阿卡普尔科城30给我寄一张明信片来。”
他紧紧拥抱了我。等列车开走了，我倒觉得我去墨西哥吉耶讷的计划不值一提。我为什么不追随这个意外的同谋者而去呢？有我们两个人，马克斯兄弟就会黯然失色了。我们面对观众即兴表演，滑稽搞笑并且赚人眼泪。老什勒米洛维奇是位胖先生，浑身穿得花花绿绿。孩子们非常欣赏这两个小丑。尤其小什勒米洛维奇一下绊，老什勒米洛维奇脑袋冲前摔进沥青大锅里。再就是小什勒米洛维奇一撤梯子，让老什勒米洛维奇摔下来。还有，小什勒米洛维奇下黑手，将老什勒米洛维奇的衣服点燃，等等。
他们在德国巡回演出之后，现在到了梅德拉诺。什勒米洛维奇父子是巴黎派头十足的明星，比起高雅的观众来，他们更喜爱街区电影厅和外省马戏团那样的观众。
父亲走了，我很伤心。对我来说，开始进入成年了。在拳击场上，只剩下一个拳击手了，他直接击打自身，不久他就会颓然倒下去。眼下我还有机会，哪怕是一分钟，吸引住公众的注意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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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后，每个星期天都下雨，咖啡馆比平日更明亮。在上学的路上，我还真有点自鸣得意：一个轻浮的犹太青年，不可能突然这样执著，这种毅力也只有享受国家奖学金的本乡本土的学子才会具有。我想起我的老友森加尔在《回忆录》第三卷第十一章中写道：“我将开辟一条新路。财富还会助我成功。我拥有各种必要的手段，以便协助盲目的女神；不过，我缺乏一种根本的优点：顽强的意志。”我真能成为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吗？
弗莱格·布鲁姆和亨利·弗兰克的身上，一定多少有点布列塔尼血统。
我上楼到宿舍。我从未进过世俗学校，当初在哈特梅尔学校上学，是母亲给我注册的，瑞士那些学校都由耶稣会士管理。我到这里惊奇地发现，根本没有拯救灵魂的仪式。我把这种担心讲给几个在场的住宿生听。他们哈哈大笑，根本不在乎什么圣母，随后便让我给他们擦鞋；堂而皇之地说他们比我早入学。
我反驳的话分两点：
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敬重圣母。
二，我并不怀疑他们入学“比我早”，犹太人迁居波尔多一带，也仅仅始于十五世纪。我是犹太人。他们是高卢人。他们一直在迫害我。
两个男生走上前来交涉。一个是基督教民主党派，另一个是波尔多犹太人。前者对我悄声说，在这里不要过分宣扬圣母，因为他渴望接近极左派的学生。后者却指责我是“挑衅分子”。况且，并不存在犹太人，这是雅利安人的一种编造，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向前者解释说，圣母值得我们为她同所有人反目。我明确向他表示，绝不赞成十字架圣约翰31和帕斯卡尔，他的天主教教义太温和。我还补充道，无论怎样，给他上教理课的事，绝不会轮到我这个犹太人头上。
后者的表态，让我的心充满无限忧伤——那些异教徒干得漂亮，给人彻底洗脑了。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定论，并且把我孤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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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德比戈尔教我们文学课，他蓄留一大把胡子，身穿黑礼服，他那双畸形足引起学生的嘲笑。这个稀罕的人物曾经同莫拉、保尔·夏克和马约尔·德·吕佩主教大人交谊甚厚；法国听众肯定还记得“炉边谈话”的节目，那正是德比戈尔为维希广播电台制作的。
一九四二年，他成为教育部长阿贝尔·博内尔的幕僚。每次博内尔换上安娜·德·布列塔尼32的服饰，以暧昧的声调，娇滴滴地对他说：“如果法国还有公主的话，那就应当把她推进希特勒的怀抱”，或者每次这位部长向他夸耀党卫军那种“男性魅力”，德比戈尔就特别气愤。最终他跟博内尔闹翻了，给教育长起个绰号，叫“盖世太保娘子”，这每每让贝当开怀大笑。德比戈尔退隐到曼齐埃群岛，还力图将渔民突击队聚拢在自己周围，以便抵抗英国人。他敌视英国的态度不亚于亨利·贝罗。他还在童年，就庄严地向父亲保证，长大要到圣马洛当海军上尉，永远也不会忘记特拉法加海战的“耻辱”。凯尔比港事件发生时，这句掷地有声的话，都认为是他讲的：“一定要让他们偿还！”在德国占领期间，他同保尔·夏克有大量书信往来，还给我们念了一些段落。我那些同学不失时机地总要侮辱他。他一来上课，他们都站起来，齐声说道：“元帅，我们到齐！”黑板上满是法兰克战斧和贝当的照片。德比戈尔讲课时，谁也不注意听讲。他时常双手捧住头失声痛哭。于是，一个名叫杰尔比埃的学生，上校的儿子，高声说道：“阿德里安哭了！”大家放声大笑。当然，除我之外。我决定给这个可怜人当保镖。近来我虽然患了肺结核，体重还有九十公斤，而身高一米九十八公分，说来也巧，我生在一个强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