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伊里奇之死(第3/17页)

餐厅里有一只挂钟,这钟是伊凡·伊里奇从古董店里买来的,他为此曾十分得意。彼得·伊凡诺维奇在餐厅里遇见一位神父和几个来参加丧礼的熟人,看到一位他熟悉的漂亮的小姐,伊凡·伊里奇的女儿。她穿一身丧服,原本就很细的腰显得更细了。她的神情阴郁,决断,近乎愠怒。她对彼得·伊凡诺维奇鞠躬时的神态,仿佛他有什么过错似的。在她后面,站着一位模样阔绰的年轻人,也带着那种愠怒的表情,彼得·伊凡诺维奇听说过,这是她的未婚夫,是法院的侦查员。彼得·伊凡诺维奇悲戚地对他们点了点头,正想到停放死者的房间里去,这时,伊凡·伊里奇的儿子从楼上走下来,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亲,他还是个中学生。他简直就是个小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诺维奇记得,伊凡·伊里奇读法律学校时就是这个样子。他的眼睛哭肿了,一副十三四岁男孩的邋遢样。他一看到彼得·伊凡诺维奇,立刻做出严肃的表情,不好意思地皱起眉头。彼得·伊凡诺维奇对他点点头,便走进停放死者的房间。安魂祈祷开始了,蜡烛、呻吟、神香、眼泪和啜泣。彼得·伊凡诺维奇锁紧眉头,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脚。他一次也没有看死者,一直到仪式结束都没有让自己受那种令人沮丧的气氛的影响,而且是头一批走了出来的。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格拉西姆,就是那个打杂的男佣,从停放死者的房间里跑出来,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翻开所有的皮大衣,找到了彼得·伊凡诺维奇的皮大衣,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凡诺维奇为了要说点什么,问道,“可惜吗?”

“这是上帝的意志。我们都要到那儿去的。”格拉西姆说,露出他那雪白整齐的农民的牙齿,接着又像一个干活干得正起劲的人那样,迅速地打开门,对马车夫一声吆喝,侍候彼得·伊凡诺维奇坐上马车,然后又蹦回前厅,仿佛忽然想起了他还有什么没做的事情似的。

在闻够了神香、尸体和石碳酸的气味以后,彼得·伊凡诺维奇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到特别愉快。

“您吩咐去哪儿?”车夫问。

“还不晚。顺便再去看看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彼得·伊凡诺维奇乘车出发了。果然,他赶到的时候,他们刚刚打完第一圈,因此,他作为第五个人,正好加入牌局。

伊凡·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

伊凡·伊里奇去世时才四十五岁,生前是高等法院审判委员。他是一个官吏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彼得堡的各部各局都得到过晋升,最后终于达到了这样一种地位:这种人虽然不适合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但由于他们资格老,官衔高,不可能强令他们退休,因此就让他们担任一些闲职,因而他们也就领取数千卢布的闲薪,由六千到一万不等,并且一直领取这笔闲薪,直到老朽不堪之时。

枢密顾问,各种不必要的机构中的不必要的委员,伊里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有三个儿子,伊凡·伊里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也同父亲一样,官场得意,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里任职,他的资历也已经使他接近拿闲薪的那种地位了。第三个儿子却不得意,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把自己的事情弄得很糟,现在他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父亲,两个哥哥,尤其是两位嫂嫂,不仅不喜欢遇到他,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也不提到他。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格列夫男爵,这位男爵也同他的岳父一样,是一位彼得堡的官吏。伊凡·伊里奇,正如人们所说的,是le phenix de lafamille[1]。他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样冷漠无情,一板一眼,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冒失鲁莽。他介乎两者之间,聪明灵活,讨人喜欢,而且彬彬有礼。他曾与弟弟一同读法律学校。弟弟没有毕业,只读到五年级就被勒令退学了,伊凡·伊里奇则以优良的成绩修完了全部学业。还在法律学校读书时他就已经是这样一种人了:办事干练,和蔼大度,善于交际,但又严格地执行他认为是属于自己职责的一切。终其一生他都是这样的人。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自己职责的事,他都认为也是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少年时代,还是成年以后,他都不是一个阿谀奉承之徒,但他从刚进入青年时代开始,就像苍蝇爱光一样,就总是趋附社会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对他来说,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迷恋都已成了过眼云烟,没有留下大的痕迹。他曾迷恋过女色,追逐过虚荣,最后,在高年级,他也沾染过一些自由思想,但这一切都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他的感觉总是能准确地向他指出这限度是什么。

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干过一些他曾认为是十分卑鄙的行为,而且在干的时候就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有这样的行为,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坏的,于是他不仅转而把这样的行为看成好的,而且把自己干过的那些行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它们,也丝毫不感到痛心。

伊凡·伊里奇以十品官的资格从法律学校毕业,从父亲那儿拿到一笔置装费,就到夏默尔服装店替自己定做了一套服装,在表坠上挂了一枚刻有respice fnem[2]字样的纪念章,向亲王和老师辞了行,与同学们在多侬饭店聚了餐,便带着时髦的皮箱,从最好的商店里定做和买来的内衣、外套、刮脸和化妆用品以及带穗子的大毛巾被,动身到外省赴任去了,担任他父亲为他谋得的省长特派员的职务。

在外省,就像在法律学校时一样,伊凡·伊里奇很快就为自己确定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处世之道。他努力工作,谋取晋升,同时也愉快和适度地寻欢作乐。有时他受上级的委托去巡视各县,无论对上级还是下级他都很庄重,他总是以一种他不能不引以为豪的清廉公正的态度准确地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这些任务大多是有关分离派教徒的各种事情。

尽管他年轻而又爱好轻浮的娱乐,但在处理公务时却极其谨慎,公事公办,甚至铁面无情。然而,在社交场合,他常常很俏皮,妙语横生,他总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正如他的上司和上司的太太(他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所说的,他是一个bon enfant[3]。

在外省的时候,有一位太太曾与这位穿着讲究的法律学校毕业生纠缠不清,还有一位时装店的女裁缝也与他关系暧昧。他也曾同那些来出差的侍从武官一起纵酒狂欢,然后乘着马车在偏僻的大街上游荡。他也曾巴结过上司,甚至巴结过上司的太太,但这一切他都做得名正言顺,不可能招来非议: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国名言来解释:il faut que jeunesse se passe[4]。这一切他都是用干干净净的手,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衣,说着法语干的,更主要的是,都发生在最上层的社会圈子里,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