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伊里奇之死（第6/17页）

一星期后，他给妻子打了个电报：

“查哈尔接任米勒的职位。我将首批获得任命。”

由于这次人事变动，伊凡·伊里奇出人意外地在部里获得了这样的任命，他比他的同僚高出了两级，年薪五千卢布，还有三千五百卢布的调任费。伊凡·伊里奇把对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对部里的一切怨恨忘得一干二净，他觉得幸福极了。

伊凡·伊里奇回到了乡下，愉快而满意，他好久没有这样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也眉开眼笑，他们签订了“和约”。伊凡·伊里奇告诉她，在彼得堡别人怎样祝贺他，他过去的敌人怎样羞愧难当，现在又怎样逢迎他，人们怎样羡慕他的职位，他还特别讲到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很爱他。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听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做出一副相信他的话的样子，没有反驳他。她只计划了一下，到了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城市里，他们将对生活做怎样的新安排。伊凡·伊里奇高兴地看到，这些计划也正是他的计划，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他那被搞糟了的生活又将恢复原本应有的愉快和体面的性质了。

伊凡·伊里奇回来后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九月十日他必须去上任，此外，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也需要时间，得把所有的东西从省城运去，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添置和定做。总而言之，一切该怎样安排，他已胸有成竹，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心里所想的也几乎跟他完全一样。

现在，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好，他和妻子的目标又一致了，而且，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还那么和谐，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没有这样和谐过。伊凡·伊里奇本来想带家眷一同去赴任，但他的妹妹和妹夫（他俩对伊凡·伊里奇和他全家突然变得特别殷勤和亲近起来）却坚持认为不行，结果伊凡·伊里奇只好独自去赴任。

伊凡·伊里奇去上任了，愉快的情绪一直没离开过他，这是仕途得意和与妻子和谐一致两者相辅相成的结果。他找到了一处非常好的住宅，他们夫妻俩梦寐以求的正是这种住宅。宽敞、高大、古色古香的客厅，舒适雅致的书房，妻子和女儿的房间，儿子的学习室——这一切就仿佛是特意为他们设计的。伊凡·伊里奇亲自动手布置新居，挑选壁纸，添置家具，尤其是老式家具（他认为老式家具有一种高贵的气派），选购沙发套等等，于是东西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了他勾画的理想。当他刚布置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布置就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他知道，当一切都布置就绪以后，他的新居将具有一种多么高贵典雅、超凡脱俗的气派。临睡前，他常常想象着布置就绪以后的客厅将是什么样子。瞧着那尚未装修好的客厅，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布置就绪以后的壁炉、隔热板、放摆设的架子、分布在各处的椅子、挂在墙上的大大小小的盘子，以及青铜摆设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会使审美趣味与他一致的帕莎[6]和丽莎卡[7]大吃一惊，就不由得高兴起来。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气派的，特别是他成功地搜罗到一批价格很便宜的古董，它们将赋予整个新居一种特别高雅的气派。他在书信中故意把一切说得比实际上差，好让她们大吃一惊。这一切是那么使他入迷，甚至超过了他所热衷的新职务，这真出乎他的意料。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也常常心不在焉：他会想着该用怎样的窗帘架，平的呢，还是拱形的呢？他是那么热衷于此，常常亲自动手，重新摆放家具，重新悬挂窗帘。有一次，他爬上梯子，想指给那个弄不懂他的意思的工匠看，该怎样悬挂窗帘，但他不小心摔了下来，好在他强壮有力，手脚灵活，因此没有摔倒，只是腰部在梯子边上撞了一下。撞伤的地方疼了几天，但很快也就好了。这段时候，伊凡·伊里奇觉得自己特别愉快，特别健康，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突然年轻了十五岁。他本想在九月份把新居布置好，结果却拖到十月中旬。然而新居的确漂亮极了，不仅他自己这样说，而且所有来参观过的人也都对他这样说。

实际上，所有那些并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摆阔的人家里都是这样布置的，结果就是彼此雷同：花缎、黑漆家具、盆花、地毯、青铜器，以及许多黝黑而闪闪发亮的摆设，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一类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的布置与别人是如此雷同，简直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他却觉得这一切十分别致。他去火车站迎接自己的家人，把他们带回灯火辉煌、装饰一新的住宅，系着白领结的男仆给他们打开装饰着鲜花的前厅的大门，然后他们走进客厅、书房，高兴得连声赞叹，他感到幸福极了，领着他们到处参观，尽情地享受他们的夸奖，得意非凡，满脸发光。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顺便问他是怎样摔下来的，他笑着，当场表演了他是怎样摔下来的，又怎么把工匠吓了一跳。

“幸亏我曾是个体操运动员，换了别人非摔死不可，而我只不过这儿被撞了一下。那几天摸上去有点疼，但现在已经不疼了，只留下一块青斑。”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在新居里的生活，一切都慢慢地习惯了，但正如人们搬进新居后常有的情况那样，总觉得还缺少一个房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也总觉得还不太够，缺得也并不多，不过五百卢布而已；其他各方面都很好。感觉特别好的是最初那段时期，那时一切还没有完全就绪，还需要继续布置：一会儿要去买东西，一会儿要去定做，一会儿要把家具重新摆放，一会儿又要稍做调整。尽管夫妻之间还有某些意见不统一，但是由于两人都很满意，加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争执过以后也就算了，没有发生大的争吵。等到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布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觉得有点寂寞，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但很快他们又结识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生活也就充实起来了。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办公，中午回家吃饭。最初那段时候，他的情绪是很好的。他有时也感到痛苦，那都是为了新居的事。（桌布和沙发套上的任何一个污点，窗帘上被扯断的绳子，都使他恼火：他为布置这所新居花费了多少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痛心。）但是，总的说来，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还是按照他的信条，按照他所认为的生活应有的样子度过的：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九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乘车去法院。在那儿，他对他的工作是轻车熟路的。他一到法院就投入工作之中：上诉人，在办公室里讯问，办公室本身，开庭预审和公审。在所有这些公务中，必须善于排除一切可能破坏公务正常进行的日常生活的俗事：除了公务以外，不允许与别人发生任何关系，发生关系的理由必须是属于公务性质的，关系的本身也只能是公务性质的。譬如，来了一个人，想打听某件事，因为伊凡·伊里奇与这件事无关，他就不能与这个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这个人与高等法庭的审判委员有某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可以名正言顺地书写到公文上，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能解决的事，伊凡·伊里奇都会给予解决。同时，他还注意保持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友好关系，即谦恭有礼。当公务上的关系一结束，其他的任何关系也就结束了。伊凡·伊里奇善于把公务与自己的私事区分开来，不使它们互相混淆，他凭着长期的实践和他的才干，已经把这种本领掌握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以至有时他也仿佛开玩笑似的，混淆一下公私。他之所以允许自己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力量，一旦需要，他随时都能区分公私。办理公务对伊凡·伊里奇来说，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技艺精湛。公务间隙时，他抽烟喝茶，稍许谈点政治，稍许谈点一般的问题，稍许谈点打牌的事，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任命。最后，他十分疲劳，但却像一个技艺精湛的乐师，出色地演奏完了乐队中第一小提琴该演奏的那些部分，怀着满意的心情回到家里。家里，母女俩或是出门去什么地方，或是有什么人来拜访她们；儿子或是去学校读书，或是在家中跟家庭教师一起准备功课，认真地复习学校里教的东西；一切都很好。午饭以后，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伊凡·伊里奇有时就读一些大家都在谈论的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读案卷、核对法律，即对照供词、援引法律条文。这个工作他既不觉得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有机会打牌的时候，这个工作是乏味的；但如果没人同你打牌，这毕竟比独自闷坐或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凡·伊里奇的乐趣是设便宴邀请一些上流社会有地位的太太和先生到家里来，正如他家的客厅与所有其他人家的客厅雷同，他与这些客人一同消磨时间的办法，也与其他人消磨时间的办法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