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俄明葡萄酒（第2/5页）

“我们吃啊，喝葡萄酒，啤酒，还有一个法国人带来一瓶苦艾酒，”方丹说，“加利福尼亚一个法国人！”

“天哪，我们还唱歌。有个庄稼汉跑来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请他喝些酒，他跟我们待了一会儿。还来了几个意大利人，他们也要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唱了一首关于意大利人的歌，他们听不懂。他们不知道我们并不欢迎他们，我们同他们没什么交道好打，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你们钓到几条鱼？”

“不多。我们去钓了一会儿鱼，可我们又回来唱歌。你知道，我们唱了歌。”

“晚上，”方丹太太说，“女人都睡在卡车上。男人就围在火边。晚上我听见方丹来再拿些酒，我就跟他说，天哪，方丹，留些明天喝吧。明天可什么也没得喝的了，那时大家就要后悔了。”

“但他们都喝了，”方丹说，“而且第二天他们一点也没有剩。”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一本正经地钓鱼呗。”

“没错，都是好鳟鱼。哦，天哪。都一模一样。半磅一盎司。”

“多大个儿？”

“半磅一盎司。吃起来正合适。都一样大小，半磅一盎司。”

“你觉得美国怎么样？”方丹问我。

“你也知道，美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爱美国。但吃得并不很好。过去还行。但现在不行。”

“对，”方丹太太说，“吃得并不好，”她摇摇头，“而且，波兰人吃得太多。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你吃得像波兰人一样多。’我根本不明白波兰人是什么。但现在我明白美国人了。波兰人吃得太多。再说，天哪，波兰人还爱吃咸的。”

“这地方打猎钓鱼倒不错。”我说。

“对。打猎和钓鱼最好。”方丹说，“你喜欢什么枪？”

“十二口径的气枪。”

“气枪很好。”方丹点点头。

“我要自己一个人去打猎。”安德烈扯着小男孩的尖嗓门说。

“你不能去。”方丹说。他回过头来跟我说了。

“你要知道，男孩子都是蛮子。他们都是蛮子。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我要一个人去。”安德烈说，嗓门又尖利又激动。

“你去不得，”方丹太太说，“你还太小。”

“我要一个人去，”安德烈尖声说，“我要打水老鼠。”

“水老鼠是什么？”

“你不知道水老鼠？你一定知道的。人家叫做麝鼠的。”

安德烈从碗柜里拿出那支二十二口径的来复枪，双手在灯光下握住枪。

“他们都是蛮子，”方丹解释说，“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我要一个人去。”安德烈尖声说。他拼命朝枪筒一头看着。“我要打水老鼠。我非常了解水老鼠。”

“把枪给我，”方丹说，他又对我解释，“他们都是蛮子，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安德烈紧紧握住枪。

“看看倒可以。看看倒不妨，看看倒可以。”

“他就爱开枪，”方丹太太说，“但他还太小。”

安德烈把那支二十二口径的来复枪放回碗柜里。

“等我长大了，我要打麝鼠，还要打野兔子，”他用英语说，“有一回我跟爸爸出去，他开枪打一只野兔子，只打到一点皮毛，我开了枪才打中了。”

“不错，”方丹点点头，“他打中一只野兔子。”

“不过是他先打中的，”安德烈说，“我要自个儿去，自个儿打。明年我就能去打了。”他在一个角落里看了看，就坐下来看书了。吃过晚饭，我们走进厨房去坐坐，我拿起这本书，一看原来是本丛书——《弗兰克在炮舰上》。

“他喜欢书，”方丹太太说，“不过这总比夜里跟别的孩子乱跑，去偷东西强。”

“书倒不是坏事，”方丹说，“先生也写书的。”

“对，是这样，没错。但书太多就坏事了，”方丹太太说，“这就是书的一个毛病。这就同教堂一样。教堂太多了。法国只有天主教和新教，而且新教徒很少。但是这里到处是教堂。我到这里来一看哪，我的天啊，这么多教堂干什么啊？”

“一点不错，”方丹说，“教堂太多了。”

“前几天，”方丹太太说，“有个法国小姑娘跟她母亲，方丹的表妹来这里，她对我说：‘美国不需要天主教徒。做个天主教徒没好处。美国人不喜欢你做个天主教徒。这就同禁酒法一样。’我跟她说：‘你要做个什么？嗨，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的话，还是做个天主教徒好。’可她说：‘不，在美国做个天主教徒没好处。’可我认为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的话，还是做个天主教徒的好。改信别的教没好处。天哪，没好处。”

“你在美国望弥撒？”

“不。我在美国不望弥撒，只是难得去一回。可我还是个天主教徒。改信别的教没好处。”

“据说那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方丹说。

“据说，但根本不知是不是，”方丹太太说，“我可不信史密特是天主教徒。美国的天主教徒并不多。”

“我们可是天主教徒。”我说。

“可不是，但你住在法国啊，”方丹太太说，“我可不信那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他在法国住过吗？”

“波兰人都是天主教徒。”方丹说。

“一点不错，”方丹太太说，“他们上教堂去，回家时一路动刀子打架，礼拜天互相残杀一天。可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们是波兰天主教徒。”

“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一样，”方丹说，“天主教徒都没两样。”

“我不信史密特是天主教徒，”方丹太太说，“他要是天主教徒那才怪呐。我呀，我可不信。”

“他是天主教徒。”我说。

“史密特是天主教徒，”方丹太太沉吟说，“我决不会相信，天哪，他是天主教徒。”

“玛丽，去拿啤酒，”方丹说，“先生渴了，我也渴了。”

“好的，就去。”方丹太太在隔壁屋子里说。她下楼去了，我们听见楼梯吱吱嘎嘎响。安德烈在角落里看书。我跟方丹坐在桌边，他把最后一瓶啤酒倒进我们两个玻璃杯里，瓶底里只剩下一点儿。

“这是打猎的好地方，”方丹说，“我很喜欢打鸭子。”

“不过在法国打猎也非常好。”我说。

“是啊，”方丹说，“我们那边野味很多。”

方丹太太手里拿着几瓶啤酒从楼梯上来。“他是天主教徒，”她说，“天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

“你看他当得上总统吗？”方丹问。

“不。”我说。

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到方丹家去，穿过镇上的阴凉处，沿着尘土飞扬的路，拐到小路上，把车停在篱笆旁边。这一天又很热。方丹太太来到后门口。她看上去真像圣诞老婆婆，干干净净，脸色红润，头发雪白，走路摇摇摆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