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第2/4页)

我说:“嗨,大个子苗条,我们一定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这不是哈佛的谎言,伙计,也不是牛津的谎言。现在我来教你打扑克如何欺诈。”

“我不玩牌,别操那份心。”

“在这个怪诞的疯人院里,我不知我们还能干些其他什么来消磨时间……”

“嗯,就跟我说说你的真实生活吧。”

“好吧。有一次,我在怀俄明州夏延的调车场里摆平了一个警察,就像这样,”我面前的这个大拳头就像杰克·登姆普西 [4] 的拳头。

“苗条,别用拳头揍我,好吗?”

“喏,很快就要熄灯了,我还有一些嚼烟,来,我们能吐在这个纸盒里……来,这是你的那份。”于是,我们就开始咀嚼,吐出来。其他精神病患者都已熟睡。

大个子苗条接着说:“伙计,有一次,我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看见一个演滑稽歌舞杂剧的姑娘表演一个节目,演出结束后,我去一家街头酒吧喝点啤酒和威士忌,那个女演员走了进来,要了一杯饮料,我就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说:‘好姑娘!’”

“她发火了吗?”

“她能不发火?不过,我躲过了这一劫,没事。”

“还有什么故事?”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母亲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斯顿家中的窗口放了一个馅饼,一个流浪汉路过,问她他是否可以吃一块。她说吃吧。我对母亲说:‘妈,将来我能当个流浪汉吗?’她说:‘霍姆斯家的人不做这种事情。’不过,我不听她的话,做了一个流浪汉,我就是喜欢过流浪生活,喜欢可以到处讨免费馅饼之类的事情。”

“馅饼的启示。”

“什么?”

“苗条,你有没有伤害过人?”

“没有,伙计,除了夏延调车场里的那个警察。”

“你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东得克萨斯油田,伙计,在那里当驯马师,还当过牛仔、石油工人、流浪汉、纽约港的拖船工人和海员。”

“舱面水手?”

“还能干其他什么活吗?伙计,你以为我会在引擎房里混,头上扎块染印花大头巾?”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苗条?”

“闭住你的嘴,明天晚餐时,我们藏几把涂黄油的刀,把它们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随后,我们就能打开锁……你听见那些货物列车吗?运垃圾到这个海军基地的?我们撬开门锁,穿着睡衣出去,跳上那列货车,直奔我给你说过的巴尔的摩的一个干草堆,随后,我们就去蒙大拿州,比尤特,与密西西比的吉恩一起醉酒……在那之前,”他说,“嚼点这种烟草,跟我说说你的一些故事。”

“嗯,苗条,我没你那么丰富多彩,不过我确实也在四处转过……比如,那次在华盛顿,我对着白宫挥动我的阴茎,还有在新斯科舍的悉尼港,我们把整个棚屋推入海湾,还有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有个家伙想杀死我的波兰朋友,把他按在汽车上猛揍,拳头像雨点一样,我叫他住手,他说:‘什么?’我说:‘住手!’‘你是谁?’‘去你妈的,伙计!’他父亲不得不把我从他背上拉开,他真想杀了那个可怜的家伙。”

“是啊,你是个相当强壮少年老成的家伙,不过,如果你想耍花招,你知道我会用这个拳头对你干什么。”

“听着,杰克·登姆普西的确常常醉酒,忘啦?”

“不过,我的波兰朋友活了下来,”我边说边用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大个子苗条的眼睛,他明白我的意思。(我没在这整部疯人院小说的前面几章里提及此事。)

苗条喜欢我,我也喜欢苗条,我们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快活、独立、思想自由,我认为海军有点欣赏这种性格,因为后面你会读到的。

一天下午,我在监护室尽头的床底下抽烟,突然砰的一声,舰队司令本人打开了门,他带来了两个人。我赶紧掐掉烟头,偷偷从床底下爬出来,看上去一副平和讨好的样子。来人是利奥尼德·金斯基和阿基姆·坦米罗夫,好莱坞明星,过来慰问疯人院病房里“受款待”的的疯人。不过很奇怪,我真以为他们看见我在抽烟,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只是碰巧了,大个子苗条在打盹,狂躁抑郁症患者在打盹,毛人在打盹,黑人在找纸牌玩,那个对着脑袋开枪自杀的人闷闷不乐地坐在轮椅中,头上裹着绷带。我径直走到阿基姆·坦米罗夫面前,对他说:“您在《将军晨死》中演得真棒!”

“啊,谢谢你!”

“还有您,金斯基先生,共产党里的情况怎样?”

“噢,不错?”

“对不起,不过,坦米罗夫先生,您在《将军晨死》里表现出色,在《战地钟声》里也演得不错,还在德米尔 [5] 的电影中扮演那个法裔加拿大印第安超级恶棍,喏,西北电影制片厂的……”

“谢谢你。”他们获得的乐趣比我们还要多。我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别犯傻了。

接着,我老爸来了,父亲埃米尔·A·杜洛兹,胖乎乎的,抽着雪茄烟。他推开舰队司令,走到我的床边,高声叫喊:“好孩子呀,告诉那个他妈的罗斯福,还有他那个丑老婆,滚一边去!都是一帮共党分子。德国人不应该是我们的敌人,应该是我们的同盟。这场战争是为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犹太人,而你是这整个阴谋的受害者。如果我不是这把年纪,我就会加入美国海员工会,跟你一起远航,一起沉到海底,一起被炸弹炸死,我不在乎,我是一个伟大海员的后代。你告诉这些愚蠢的将军们,这帮政府的走狗,就说你爸爸说了,你做的事情是对的,”说完这些话(旁边的将军们都听见了),他跺着脚,吐着雪茄烟云走了出去,乘上火车回洛厄尔。

随后,沙比来了。他穿着美国陆军军服,非常悲伤,充满空想,现在剃了平头,不过还是满脑子幻想,他试图跟我说话,“我还记得,杰克,我还保留着信念,”但是那个西弗吉尼亚州疯疯癫癫的狂躁抑郁症患病人把他推到一个角落里,抓住他的列兵服袖子,大声叫喊:“想挨炮弹吗?”可怜的沙比,眼睛湿润了,他看着我说:“我来这里跟你说说话,我只有二十分钟,这真是个遭罪的疯人院,现在该怎么办?”

我说:“到厕所来。”西弗吉尼亚人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大声嚷嚷,这是他最开心的日子之一。我说:“沙比,别担心,我没事,每个人都没事……此外,”我补充说,“我没啥可说的,你也没啥可说的……除了,我想说,那一次,巴特利特初中正被烧毁,我正坐着火车回纽约预备学校,你跟着火车奔跑,还记得吗?在暴风雪里高唱《我会再次见到你》……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