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部（第2/11页）
三
于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开始在全国海员工会大楼等待我们上船的机会。傍晚时刻，我们常常去第七大道至格林尼治村拐角处哈伯德的公寓套房，因为他有工作，每月能收到信托基金的支票，总是款待我们丰盛的晚餐，在罗姆丽·玛丽餐馆、萨姆·雷莫餐馆、米内塔餐馆，弗朗兹照例总能找到我们，与我们共进晚餐。克劳德很能做出安德烈·吉德称之为acte gratuite的行为（无动机的行为），仅仅为了寻求刺激而已。在一家餐馆里，他觉得他的小牛肉配帕尔玛干酪 [9] 尝起来不够热，就端起盘子说“这种垃圾食物”，随后将盘子举过肩膀，手腕轻轻一撂，扔了！接着，不动声色温文尔雅地拿起酒杯抿起葡萄酒，除我们以外，没人看见他干了这件事。服务员甚至赶忙跑来一边道歉一边收拾碎盘子。又或者一次黎明聚餐时，他用叉子撩起滴着液体的蛋白，对着女招待冷冰冰地说：“你把这个称作一分半钟鸡蛋？”还有一次，当我们在威尔的房间里吃大牛排时，他会在威尔开始把牛排切成四份之前，先拿起牛排，开始用油腻的手指在上面蹭，见我们都被逗乐了，就开始像老虎一样大声咆哮。接着，弗朗兹跳起来采取行动，试图从他的手指间夺回牛排，他俩用他们的爪子把牛排撕开。“嘿，”我高叫，“我的牛排！”
“嗨，杜洛兹，你整天只想着吃，你这个牛一样的大块头！”
有一次，在简街上，他跳起来去抓悬垂的树枝，那时正值傍晚，弗朗兹对威尔叹息道：“他真是太棒了呀！”还有一次，他跃过一处栅栏，弗朗兹也想试试，但没能跳过去，“你能听见，”哈伯德说，“他的关节在嘎吱作响。”（像那样，想努力跟上十九岁青年人的生活节奏。）
真的很悲哀。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只猫的事情，还算幸运。
另一天傍晚，克劳德在威尔的泡泡纱外套的袖子上看见一个洞，将一个手指伸进洞里，把衣服扯成两半。弗朗兹加入进来，他的骨头嘎吱作响，他抓住另一半衣服，猛地将袖子拉掉，缠在哈伯德的头上，将衣服的背面从他的头顶上方扯下来，然后他们站着把它撕成一条条布条，把布条连接起来，在枝形吊灯和书橱上、在房间四处挂上花彩装饰。他们俩以美好愉悦的心情做着这件事，而哈伯德坐在那里，双唇紧闭，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声响；他们像一帮纳粹空军的花花公子，夜间休假外出寻欢作乐，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当然，对于像我这样的“洛厄尔孩子”，毁掉一件衣服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都来自富裕的家庭。
四
米勒最终得悉我们在干什么，沿着十四大街跟踪我们，绕过街角前往海员工会大厦，躲在门道里；最后，我们在海员工会大厦里发现了他，他带着恳求的眼神说：“喏，我知道你们打算干什么，所以我做了些安排：我为我们三人安排了一顿午餐，还有楼上那个负责通知海员出航之类工作的姑娘。昨天在你们来这里之前和今天下午，我跟她谈过，看看这个，我从她的办公桌上偷了一打出航卡，给你，克劳德，把它们放在你的口袋里。现在听好：我能干这件事，还能干其他许多事，有我的帮助，我们三人都能马上出海远航，不用等待这么长时间……”
很自然，当弗朗兹听不见我们说话的时候，克劳德对我说：“可是，出海远航主要是为了避开他。现在 我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们最后都和女人厮混在一起，威尔也一样，在米内塔胡同里，老乔·古尔德将他胡子拉碴的下巴搁在他的拐杖上，看着塞西莉说：“我是个女同性恋者，我喜欢女人。”当弗朗兹拐过街角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去了麦克杜格尔街上无伤大雅的小型聚会，不知怎么的，都躲着他；我们坐在那里，在那个典型纽约风格的深夜聚会上信口闲聊，我们听见楼下酒吧外挑的遮篷在嘎吱作响，随后我们看见有人在爬遮篷，一直爬进窗口，砰的一声，是弗朗兹·米勒。
事实上，随着关系越来越糟糕，弗朗兹也变得越来越绝望。一天晚上（根据他对威尔所说的情况来看）米勒攀爬了道尔顿楼后面的太平梯，一直来到克劳德三楼房间的窗前，窗户是敞开的，他进了屋，看见克劳德在窗户里面月光的背阴处睡觉。他站在那里，他说大约半个小时，只是低头静静地看着他，恭敬地看着他，几乎不敢呼吸。随后他走出了房间。在跳跃栅栏的时候，他被酒店公寓的警卫抓住，用枪抵住拖进了前门廊，被夜间值班的职员狠狠训了一顿，他们还报了警，弗朗兹不得不亮出证件进行解释，酒店工作人员只好打电话给克劳德，把他叫醒，他下楼证实他整个晚上都与米勒一起在他的房间里喝酒。“我的天哪，”哈伯德紧闭嘴巴笑着说，“假如你找错了房间，低头徘徊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身边呢？”
五
盛怒之下，我灵机一动径直去了海员工会主管办公室，说我等候轮船的时间太久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来查一下你前几次获准离船的情况。”当他查到“多尔切斯特”号陈旧的离船登记表时，他突然激动地喊出了声音：“‘多尔切斯特’号？你在‘多尔切斯特’号上干过？天哪，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任何以前在‘多尔切斯特’号上当过海员的人，在这里都能得到特殊待遇，我可以跟你这样说，兄弟！来，这是你的卡片。到楼下去，把这些卡片给‘黑蛋’，一两天之内，你就可以上船。真叫人高兴，兄弟。”我惊呆了。我和克劳德有机会好好庆祝一番。我们决定到长岛去看望我的家人。
在街对面那家酒吧里，八月的夜间，我父亲只穿着白色衬衫，灌饱了啤酒醉醺醺的，斜眼看着克劳德，说：“那好吧，我就给富人的儿子买一杯饮料。”克劳德的脸上掠过一阵阴影。后来，他对我说，他根本不喜欢那种说法。“如果这不是典型的杜洛兹家族的人的样子，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了。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说那种话？你们这些喜欢吹牛的不切实际的乡巴佬！”
“我不喜欢那个克劳德，”那天夜里老爸私下对我说，“他看上去像个捣蛋的小流氓。他会让你惹上麻烦的。你那个小约翰妮也是一样，还有我一直听说的那个哈伯德。你总那样与这帮卑劣的家伙们混在一起干什么？难道你找不到更好的年轻朋友啦？”想象一下吧，就在我成为“象征主义诗人”的关键阶段，在我和克劳德对桥下昏暗的河水高声朗诵：“Plonger au fond du gouffre，ciel ou enfer，qu’importe？（纵身跃入深渊的谷底，天堂还是地狱，这有什么关系？） [10] ”还有许多兰波和尼采的格言的时候，老爸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保证能马上出海远航，我们将成为象征主义学派的伊西多尔·迪卡斯 [11] 、阿波里耐 [12] 、波德莱尔以及“洛特雷亚蒙 [13] ”之和，就在巴黎这个城市里。